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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省份800教师援助西藏20学校

2017-09-10 来源:《新京报》

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的援藏教师高群斌在给藏族学生上美术课。(韩春/摄)

援藏教师张丽新和藏族学生一起吃饭。(韩春/摄)

  1962年出生的蒋逸明今年55岁,是上海一名高级数学教师。还有5年就要退休的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给自己最后几年的教学生涯做下注解。他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993年出生的张丽新微信昵称是“张丽新一直很开心”,这个刚满24岁的北京姑娘,毕业后就在“家门口”的东城区一六五中学教政治课。工作两年后,顾不上妈妈的劝阻,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即将迎来自己第二个孩子的周著今年42岁,去年6月父亲检出食道癌晚期,在暑假陪伴父亲一段时间后,他还是“远游”了。10月23日凌晨,父亲走了,最后时候周著未能陪在其左右。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北京、上海、湖南、黑龙江、吉林、山东……他们抵达同一目的地:西藏,他们因了同一政策契机来到雪域高原,就是“组团式”教育援藏。

  教师“组团”援藏3年一周期

  2015年12月21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拉开帷幕。

  2016年4月,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启动,来自17个对口援藏省份和教育部直属高校附属中小学的首批88名管理人员和712名专任教师于当年秋季开学全部到岗并开展工作,800名教师集中援助西藏20所中小学校。

  这一新模式一改往年教育援藏短期帮扶机制,以3年为一周期,将过去的分散式援教变为集中力量援助建设一批示范性中小学,进而带动其他学校办学水平提升。

  组团式援藏这一模式的变化,让在教育领域耕耘了37年的山南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扎西加措体会颇深。扎西加措告诉记者,自己15岁就参加了工作,从小学老师到中学教务主任、校长,在教学岗位上干了20年,后来再任教体局局长、副市长等,经历了西藏两有八零(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完小,入学率达到80%)到普六(青少年)、扫盲、普九、西藏教育均衡验收等阶段,不同阶段的教育活动均有参与。

  “上世纪80年代末,从河南过来的援藏老师来到山南地区,学生学习的一字一句都是在他们带动下打下的基础,当时一个县上只有四五个援藏老师。”扎西加措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个援藏河南老师的名字,叫毛广英。上世纪90年代开始第一批大规模援藏,之后援藏力量逐渐壮大。援藏从时间链条上呈现出零星的老师来教学-在西藏进行制度化学校建设-在学校建成基础上补充教师的发展轨迹。

  “自去年开始的组团式援藏,在制度、规模、模式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组团式援藏之前,援藏政策方面,自治区、地委层面多,省对省的对口支援较多,国家层面的较少。普九阶段,花2000块钱建一个教学点,现在花几亿建一个学校。”扎西加措用直观的数字介绍了援藏教学的变化。

  环境适应是援藏教师第一关

  24岁的张丽新是北京第三期的援藏老师,现在教高一政治。头疼、失眠,晚上十二点半才睡得着,半夜还会再醒一次,“我现在黑眼圈遮都遮不住”,张丽新笑着说。被问到上课情况时,张丽新说,学生们都特别朴实,他们的眼睛真的特别澄澈,都特别上进,看到他们的状态,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不努力。

  在西藏已经教了一年课的周著告诉记者,每年10月底到次年5月上旬,西藏氧气稀少,对他来讲特别“难整”,“去年刚来时教学楼还没修好,冬天风沙很大,嘴里都是沙。学校和市区隔得远,来回要三个多小时,平时基本只能呆在学校。”

  这个42岁的湘汉子,今年将迎来自己第二个孩子,大女儿现在还不到5岁。“会想家,会觉得孤独”,周著说,去年4月他报名参加了援藏教师选拔,6月父亲查出食道癌晚期,在病床陪了父亲一个暑假后,8月份还是来到了西藏,10月份父亲去世,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周著在山南市第三高级中学教语文。学生基础较差、汉语跟不上、与当地教学理念有一定差异,这是他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学生以及当地老师相互融合需要一定时间,对此大家一起做了很多工作,教课时不能贪多、不能贪大,每堂课要慢慢讲慢慢来。”他这么对记者说。

  身体不适、环境适应只是张丽新、周著和其他援藏老师面临的第一关,而“造血”的教学工作才是援藏老师最重要的任务。

  援藏教师工作重点在“造血”

  西藏地区学生基础差、底子薄,课堂模式以“一言堂”“满堂灌”的传统教法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缺乏积极主动参与,这些是西藏教育的普遍情形。

  此次“组团式”援藏到岗的800名教师中含88名管理人员和712名专任教师。这一数字背后不仅要求教师在岗位教学,更要利用自身教育资源、教育优势,结合西藏当地特色,打造适用于西藏学生的教学课堂和校园环境,转变当地落后的教育理念,形成西藏教育自身的造血细胞,让教育援藏从“输血”到“造血”。

  日喀则第一高级中学教师扎顿,用一个故事解释了“输血”和“造血”的区别:“之前有一个援藏老师,来后,跟别的老师(带的班)平均分拉开了20分,韩校长就很生气,问他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你(援藏老师)不仅仅是来上课的,更重要的是带动老师,把其他老师的班都带高20分。如果仅仅是自己教的班成绩提高,那这趟就白来了,你仅仅是个代课老师而已,这也是组团式援藏的初衷。”

  扎顿从西藏走出去读了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西藏。他告诉记者,现在一高教学模式是发挥集体智慧,援藏老师和在藏老师共同探讨一个课题,共同决定一个方案,再按照这个方案来教。“老师们会互相听课,援藏老师会对在藏老师进行指导,从现在和未来讲,(援藏老师)带来的理念肯定是更重要的。”

  组团式援藏的根本任务是为西藏培养一支“永远带不走的优秀教育专业人才队伍”。为实现这一目标,各援藏教师团队和受援学校实施了“青蓝工程”,通过师徒结对、新老结对、专业结对多种方式,实行援藏教师与当地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共同备课,提升本地教师专业素养和课堂教学能力。

  ■问题

  援藏时间不一影响教育效果

  此次组团援藏原则上以三年为一个周期,但17个援藏省份在期限具体执行上并不统一,教学岗期限分为1、1.5、2和3年等情况,给一些学校带来了援藏教师在藏工作时间与教育周期不匹配的问题。

  拉萨市在工作总结中指出,初高中教师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才更符合教学规律。而援藏三年,对援藏教师本人的家庭、个人职业发展等都会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在目前的教师援藏实践与教育周期之间出现了矛盾,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先进教法的本土化效果和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山南市也提到,湖南、湖北、安徽三个援藏省份对山南市三所高中的援助时间比较短,援藏教师熟悉本地学情,取得阶段成果后就要返回原岗位,后续援藏教师仍需要一个学期适应本地情况,对三年一个周期的教育规律有所影响。

  除此之外,还存在各援藏省份援藏老师待遇差距过大的问题。据《山南市“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情况》,在政策制定时,因各援藏省份交流不够,各地所下发政策文件对援藏教师和援藏教育管理人员的待遇规定不一,内地各省、市、县、校的待遇补助不能明确而产生了不平等,援藏教师援藏期间相互对比易产生心理波动,对作用发挥有所影响。(新京报见习记者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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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忠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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