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施策 破除“减负”顽疾

　　整治无证无照机构、纠正超纲教学、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学科竞赛……新春伊始，教育部等四部门联手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专项行动的通知就刷爆了朋友圈，引发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

　　在十九大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派发了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红包。

　　“减负”是一直以来横亘在学生、家长、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面前的难题，亟待破解，却又荆棘重重。

　　过去一年，随着国家多项政策的出台，各地强有力举措的施行，“减负”攻坚战正在全力突围。

　　校内“减负” 让教育提质增效

　　“太棒了！”很多学生听到没有作业后，激动得欢呼起来，这是2017年南京部分小学启动周三“无作业日”时的场景。周三没有任何作业，孩子们放学后可以打一场球、画一幅画、读一本书、做一个实验、帮大人做家务，完全放飞自我。

　　孩子们的兴奋得益于2017年10月江苏省发布的最严“减负令”：控制每日作业总量和时间，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进行作业免检、每周无作业日等探索……

　　在全国多地，类似的“减负”新政也是频频出现：湖北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学业负担监测机制，从制度上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浙江宁波鄞州区，学生晚10点还未完成作业的，在家长证明下可选择不做完剩余作业。

　　课业负担少了，被松绑的不仅是学生，还有家长。“小时候放学回家，爸妈在看电视，我在做作业；现在下班回家，已当父母的我还在写作业。”面对这样的吐槽，“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杜绝耗时长、动手难做、材料难找、过程繁杂的作业，不得将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的规定在江苏、宁夏等省份落实。

　　除了调控作业总量，开足开齐全部课程、确保学生的课间和课后自由活动时间、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保证学生睡眠时间等也写入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和各地的“减负”新政中。

　　一份由教育部委托专业机构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00所学校3万多名四年级学生进行的监测显示，学生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9.7小时，每天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平均用时为54分钟，学生课内负担总体可控。

　　这背后是向课堂要效率、向作业要质量的更高要求，是精进教学方法、变革教学理念的不断努力，更是实行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型教学关系的坚定迈进。

　　联合行动 治理校外“增负”

　　校内“减负”的步伐在加快，学生校外“负重前行”的情况也愈发受到关注。

　　近年来，校外培训市场存在整体过热的现象，在满足教育多元化需求的同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畸形发展。

　　“一些培训机构吃透了应试规则，教给孩子的大多是一些套路，而培养创新思维一定是没有套路的。学校不能搞超前教育，相关培训机构就裹挟家长带着孩子拼命抢跑。”一位重点高中校长说。

　　不止于此，不少培训机构还为迎合家长心理进行虚假宣传，无证无照却疯狂逐利，与公办学校联手，为“择优”“掐尖”办起“占坑班”“奥数班”。这背后暴露出的监管难题一直有待破解。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严格办学资质审查，规范培训范围和内容。

　　今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明确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民政、人社、工商（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负责，并拿出任务时间表。整治无证无照机构，纠正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对于公众反映最多的六类问题，《通知》一一开出了治理猛药。

　　今年，教育部还将出台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的意见，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进行了有益探索。上海市针对民办培训机构出台了“一标准两办法”，明晰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及职责，做出严禁举办小学生学科竞赛、严禁将竞赛成绩作为招生依据和参考、培训机构下课不得晚于20点30分等规定，并对全市近7000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大摸排。

　　“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联合全市监管执法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查处整治，借机规范了民办学校办学行为、教师兼职行为。”上海市教卫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教委主任苏明说。

　　除了规范培训机构自身，解决好“三点半难题”也是避免将学生“让”给培训机构的有效之举。为此，上海从去年秋季开始恢复“晚托班”；南京开启“弹性离校”模式，为全市小学生免费提供延时照顾服务；湖北出台《关于开展小学生课后在校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230万名城镇小学生受益。

　　全面推进 招考和评价制度改革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个顽疾。过去60多年，国家层面已发布了9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更是多达上百道。然而，“减负”这场持久战依然处在“打怪升级”的现实困境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育人观尚未改变。

　　《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改善家庭教育，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的学习、锻炼和休息时间。”

　　而要消除家长们的焦虑，从根本上来讲，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变革评价机制和招考制度势在必行。

　　为此，上海推出了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和新优质学校建设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截至2017年11月，各区建有学区和集团173个，覆盖学校1007所，占全市中小学总数的六成以上。在全国范围内，2017年，免试就近入学深入推进，19个热点大城市“小升初”就近入学率达到97%。数据抽样显示，群众满意度接近九成。

　　与此同时，过去一年中，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出台了不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不以升学率为标准来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工作、控制考试次数、探索实施等级加评语的评价方式、考试成绩不进行公开排名等一系列规定，力求实现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

　　北京市各小学纷纷推出“乐考”与“乐学”模式，代替传统评价与教学方式，让考场变身“采摘园”，把考分变成“小星星”。

　　更为关键的是中考、高考制度的改革。2017年，上海、浙江两地试点新高考，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成为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参考。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省份成为第二批试点省份。中考改革也在积极稳妥推进。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营造健康教育生态，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培育健全的人。“减负”这场持久战，有了更多制胜的希望。（本报记者 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