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 如何保证纲要执行不走样？

　　春节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德国某大学发表演讲，一位德国人的话一直在他的心里放不下:“中国的经济我们非常佩服，但是你们的教育，要差我们20年！”迟福林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我们的教育改革迈出很大的步伐，我们会缩短这个时间的。”

　　获知《规划纲要》第二轮征求意见稿发布情况，迟福林觉得底气足了很多。

　　“这算得上是一个公共政策制定的特别案例！”比较2006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和去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迟福林认为，本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更加体现了对教育改革――这个全社会关注的、基本的、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普遍参与。

　　“正因为是涉及社会的基本问题，所以必须多元参与；正因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所以必须协商。”迟福林认为，《规划纲要》的制定较好地做到了参与和协商。

　　一些人担心，一个良好的政策往往在执行中走形变样，《规划纲要》当前看来诸多令人欣喜的内容暂且依然是文字，文字内容怎样保质保量转化为实践，迟福林多年来研究公共政策和政府职能相关课题，他认为:有值得乐观的因素，也存在隐忧。

　　“我对政策执行看好的因素有三，一是教育现在面临的社会压力很大，社会上也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这是保障执行的社会基础；二是教育改革和发展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相对成熟；三是社会监督力度大大加强。”谈及隐忧，迟福林认为，教育领域的一些老问题积重难返，必须要有大决心、大动作、大环境的支持。

　　“如果政府职责没有转变，‘走样’的问题不仅仅在基层会出现，也可能率先从教育部开始。”迟福林认为，中央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政策决策，但现在往往包揽决策、行政、监督、资源配置等多重职责，这很容易产生部门自身利益。“部门自身利益的膨胀必然妨碍公共政策的健康执行。”

　　教育改革是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改革的深层次往往遇到利益掣肘，比如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关涉学校的资源配置，也关系一大批教职工的工资、福利，行政链条还联系着教育之外的行政体系，盘根错节，难以理清。如何更好地在实践中维护《规划纲要》文本中体现的改革创新的成果，迟福林开出几条药方:

　　一是要成立高层次的、超越部门利益的中央综合协调部门；二是要加快中央、省级、县级、乡镇级教育主管部门职责分工体系建设，分级区分政府的不同职责，有效实行问责制；三是中央决策部门中如发改委、财政部等关于教育事业的决策职能统一交还教育部，确立决策责任主体；四是建立长效的专家决策咨询系统，明确其职能，提供制度保障；五是要尽快在局部地区推开试点，比如取消行政级别从副部级大学入手；六是切实完善社会监督系统。

摘自：人民政协网 2010年3月3日

（责任编辑 傅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