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光辉照我家

　　陈智纯，男，汉族，广东新会人，1939年11月出生，195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7月参加工作。退休前曾任中国矿业大学数力系副主任。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21年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出身在革命知识分子家庭，在党的光辉照耀下，祖孙三代紧跟党的领导，为我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并做出突出贡献。

　　祖父陈垣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1959年，在他将满80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与他面谈，称赞祖父在已过古稀之年之际选择了正确的政治归宿，值得祝贺。

　　祖父从一个著名学者走上革命之路并非一路平川。他青年时期已具有爱国之心。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祖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担任教育部次长，而当目睹政府之腐败无能后，毅然退出政坛转而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之中。1929年通过推荐和竞选，祖父当上了成立不久的辅仁大学校长，开始教育救国之路。

　　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力劝祖父离开大陆去台湾，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北平接他去台湾，均被祖父拒绝。祖父不信任国民党，他说:“共产党能把八百万国民党军打败必有其道理。”他还给在广州、杭州、天津的子女写信，要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仍在教会控制之中，祖父以校长名义发表声明，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此举使辅仁大学获得了新生。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原北京师大合并，毛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签署命令任命陈垣为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就任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祖父一心一意要把北京师范大学办成新中国师范教育事业的排头兵。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新气象，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他开始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那时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依然拿着放大镜一篇一篇，一本一本认真地阅读。他说：“我年近八十才找到政治上的归宿，我是年八十而知七十九之非。”他还用白话写到：“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度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1959年，79岁高龄的祖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下《党使我获得新生命》的文章。五十年代一次全国政协会期间的晚宴上，毛主席对与祖父同桌的政协委员说：“陈先生爱读书，是我们的国宝”，从此“国宝校长”便流传开来。“文革”期间，祖父的身体趋于衰弱，他留下遗言将所存的4万多册图书和1400多件文物字画交给国家，所存的4万元存款作为最后的党费上交党组织。

　　如果说祖父陈垣是中国老年知识分子从迷茫到清晰并最终在晚年选择了正确的政治归宿的代表，那父亲陈乐素则是中年知识分子，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过坎坷之路，奔向光明革命大道的典范。

　　父亲陈乐素历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浙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1956年入党，父亲是我们陈氏家族首个入党的党员，八十年代末被评选为广东省教育系统优秀党员。

　　北伐战争开始，父亲积极拥护孙中山领导，1926年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并参加了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26岁的父亲北上北平，专心从事宋代史的研究工作，七年期间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期间父亲不再参政，脱离了国民党。“七七事变”后，父亲带领全家辗转到了香港，除当中学历史教师维持全家生计外，还继续史学研究工作。1942年秋，父亲受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之聘，带领全家从香港来到遵义，在内迁的浙江大学任史地系教授，还兼任史学研究所导师。在父亲所教的学生中有几名是中共地下党员，如程融钜、陈业荣等。他们也常到我家潜移默化地向父亲传播进步思想，这对父亲之后选择正确政治方向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1945年冬，在遵义的浙大师生分批返回杭州。当年43岁的父亲被选定为分队队长，带领上百师生返杭。抗战胜利后，父亲所在史地系的主任张其昀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他竭力拉父亲随他离开大陆，去台湾为国民党服务，并许以优厚待遇。浙大地下党负责人程融矩、陈业荣识破张其昀的阴谋，一直做父亲的工作。此时祖父从北平来信要父亲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父亲果断做出决定，拒绝了张其昀的诱惑，跟祖父一样，留在大陆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解放后，父亲在党员学生帮助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了党对浙大的接管工作，后被选为浙江省教育工会常委。1954年夏，父亲接中央宣传部和人事部调令到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历史编辑室主任。1955年，中科院聘父亲为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1956年，时年54岁的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革结束后，父亲虽然退休，却以健康体魄和坚韧毅力回到史学研究岗位，先后担任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宋史所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范组顾问等职务。

　　我母亲洪美英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新中国成立后她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做革命工作。抗美援朝开始，杭州市妇联要建立“爱国家庭”，决定以我们家为典范。母亲立即召开家庭会议，父亲和我们子女纷纷表态，以实际行动爱国，支持抗美援朝。五十年代末，母亲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退休后，转到家属委员会工作，她迅速了解家属大院情况并承担了为每户订报、订牛奶的工作，她的工作日记写得密密麻麻，多年来从未出过差错，大院的家属们都十分感谢。1973年，母亲在杭州病逝，在北京的人教社大院50多名家属联名给我父亲发来唁电，深切缅怀母亲，我为有一个既平凡又高尚的母亲感到幸福，感到骄傲。

　　六十年代初，我大哥陈智超和二哥陈智仁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哥陈智超自幼聪明过人，1957夏他从云南公路工程处考上了北大历史系，继承祖业，踏上史学研究之路，在前辈指导下稳步前进，不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学术研究成果。从2003年开始，他作为主编，用七年时间完成了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陈垣全集》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现他已87岁，仍在主持一项国家重点史学研究课题，二十四中的“旧五代史”编写出版工作。目前我国史学界流传有“陈垣、陈乐素、陈智超”三代“史学三杰”的美称。二哥陈智仁退休前长期担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工作勤奋、出色，曾被授予“全国图书情报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和爱人周莉都是在年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莉1980年调入矿大，任矿大子弟小学教师兼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少先队干部。1987年进入矿大校长办公室董事会，不论是在校内做资料和基金的管理工作，还是在领导到各董事单位洽谈工作时，她都事先细致周密安排，从不出差错，时任矿大校长的谢和平笑称她是“社会活动家”。我在北京矿院读了6年书，一直担任班长，同学们戏称我是“老班长”，其实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几个之一。1959年9月1日，我将满20岁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惊涛骇浪中，我一度被停止了党内组织生活。“文革”结束后，我恢复了党内组织生活，并被选为力学党支部副书记。我重新焕发了青春，振奋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和社会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过多项奖励，先后被评为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徐州市优秀共产党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虽然我的祖父和父母亲已经离世，我们将把他们忠诚党之心、热爱党之情带向新的百年。让我们以赤子之心去迎接党的百岁华诞！愿她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