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瑛,女,汉族,江苏常州人,1925年4月出生,1948年8月参加工作,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曾任东南大学理化系主任。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今年96岁了,已过了鲐背之年,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积弱积贫发展到今天的富裕强大。我从教73年,入党也已65年了,一辈子教书育人,能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尽绵薄之力,感到无限欣慰。作为一名老教师、一个老党员,在党一百岁生日时,我想说点心里话。
1925年我出生在常州青果巷,家风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家庭影响和先辈的引导孕育了我的爱国心。我的曾祖父恽祖祁在福建任兴泉永道道台时,曾不怕丢掉乌纱帽,采用各种办法阻止日本人霸占厦门鼓浪屿和虎头山一带土地,被罢官还乡后又与他人共同创办常州府中学堂(今省常中)等,成为常州推进现代教育事业的先驱之一。我的外祖父张赞宸生前任汉阳铁厂总办兼萍乡煤矿总办,他渴望实业救国,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却处处碰壁。我母亲与我党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烈士是堂姐弟,小时候生活在一起,感情深厚。太雷表舅牺牲后,母亲常常说起他,我也对这位未曾谋面的表舅无比景仰。母亲的胞弟张志让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他追求民主进步,刚直不阿,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曾是“七君子”的首席辩护律师,后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大法官。先辈的故事,在我幼小心灵中埋下了爱国进步的种子。
我祖父母早逝,父亲恽济为了养家放弃了自己在复旦的学业。他对我们兄妹几个要求严格。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受过新式教育,为人正直、善良宽厚。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我的三个哥哥从小就正义感很强,大哥在中学读书时就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三个哥哥虽然刚十几、二十几岁,但他们都义无返顾地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烽火和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去。那时我刚满十二岁,父母的教育、兄长的榜样使我初步树立了为民族解放奋斗的理想。
1940年起,我在北平贝满女中就读。虽然那时北平已沦陷,但管叶羽校长仍以他宽厚的臂膀呵护我们,让贝满成为鲜有的安谧净土。他用炽烈的爱国情怀和严格的管理激励我们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他的人格魅力和“敬业乐群”的校训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们心中,影响了我的一生。1943至1948年,我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褚圣麟等许多知名教授不仅给我们传授知识、指导研究,还经常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使我立志做一名教师,懂得了要更好地为国家、为大众服务就必须有知识、有本领。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身边党员的影响下,我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给了我施展理想的宽广舞台。我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表达了入党志愿,满怀激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全心全意搞好教学工作,还将父亲给我的300多万元(人民币旧币)嫁妆费捐给国家用于抗美援朝。1951年我担任了理学院团支部书记,成为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教师。1954年初,学校选拔我参加在清华举办的为期一年半的教师进修班,学成归来,我立即把当时苏联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带入教学中。在担任南工物理教研室主任期间,我与同事们一道推动大学物理教学改革,为工科人才培养作出一定贡献。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我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奋斗奉献终身的信念。
我这一辈子,一直从事大学物理教学和研究,从来没离开过我热爱的三尺讲台。虽然也曾历经坎坷,个人和家庭也曾遭遇不幸,但我从来没有丧失理想信念,没有泯灭对工作对事业的热情。
1980年夏,国家教委组织首个物理教育赴美访问团,我有幸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近一月的访问中,我了解到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教学理念,结识了一批物理学大家,与他们开展交流合作,使我眼界大开,影响了我的教学理念,也帮助我形成了此后二十余年推进大学物理教改的最初思路。
也是在那次访问中,我有幸结识了著名华裔科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先生,从此开启了我与他们二十余年的交往。在两位先生和中国物理学会沈克琦会长的支持下,我于80年代起担任了物理学会教学委员会国际交流组组长和《国际物理教育通讯》主编,为国家建起了一座与国际物理教育界交流的桥梁,推动了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在物理教育方面的国际合作。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国家教委、UNESCO等支持资助下,我们南工与7所大学的15位教师攻关八年,出版了国内首个文字音像结合教材《大学物理学》,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教材类二等奖,配套的电视插播片也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优秀电视出版物二等奖,日本同行还购买了我们教材的日本版权。
1986年我还主持了首次在我国国内召开的国际物理教育大会,之后又连续主持物理教育国际研讨会4次、参与主持4次。这些会议对中国学者开阔视野并由此走上国际舞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80年代访美时我遇见李政道先生,获知他在组织实施CUSPEA项目。这个项目原来只针对少数综合性大学开放且标准极高,经过我多方争取,终于使我们南工的学生获得了参加选拔的资格,虽然过程艰难,但结果喜人,我们辅导的同学有三位入选,后来他们都成果卓著,为学校争了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基于在美了解的“物理教育”博硕士培养最新状况,连续三年申报,获得了工科院校首批“学科教学论”硕士点的称号。依托该硕士点我共培养了12名研究生,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了高教战线的骨干。
65岁时,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我没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仍然在教研一线上努力奋斗。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学生,还想把我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教改设想运用到大学物理教改中。通过反复分析、思考和梳理,我提出了“两个及早”的教学理念:“从新生进校开始,及早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培养其阅读英文参考资料的兴趣与能力”;“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条件与环境,及早培养其从事研究工作的兴趣与能力,发挥其创新才能,发掘他们的潜能”。我与课题组老师们创立了贯彻“自主、讨论、研究、合作”的研究型、互动型“双语物理导论”课程。2000年2月正式开课时我已75岁了,但仍坚持站在讲台上亲自为新生们上好这重要的第一课。课程目标初步达到后,我就尝试带领大一新生参加国际会议,在实践中检验教改成果,这是前人未做过的。2006年我带领4名大一同学正式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国际物理教育大会,当学生报告结束、会场响起久久不息的掌声时,我知道我们的改革获得了与会世界同行的认可。
2007年7月,著名杂志《科学》第5834 期的专栏中,以《及早让学生展开独立工作至关重要》为题,介绍了“两个及早”和我们的教改工作,指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该期另一篇文章《诸多声音,同一讯息》,将我与奥地利舍费尔教授誉为“代表了全世界致力于本科生科学教育”的科学家。这些点评,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进步的肯定。2007年,我们获批首轮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2009年,这项改革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我做这项工作持续到2012年,87岁时才因身体原因退下来。这项改革是我几十年心血的结晶,这条路一走不知不觉就是十多年,真是乐在其中,不觉老之将至。
有同志说我这辈子是“一份爱心 一份责任 一生创造 一生奉献”,可我觉得,爱国奉献,教书育人,人生如此,我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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