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次人生抉择

　　王德滋，男，汉族，江苏泰兴人，1927年6月出生，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月参加工作。退休前曾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名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坚毅自强、诚朴求真”，不仅是我的人生格言，更是我的人生追求。

　　从195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已在南京大学学习、工作了70多年，在这70多年间，我经历了人生的四次抉择。

　　第一次抉择：关心国事还是埋头读书？

　　1944年，高中毕业的我先在家乡泰兴担任小学教师，同时复习高中课程，以备升学考试。我之所以选择地质科学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主要是受到两位引路人的影响。其中一位是同为江苏泰兴人的丁文江先生，他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曾去英国留学。我到了高中读书时才知道他的事迹，对于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名人，感到非常自豪。另一位是谢家荣先生，他写了一本名为《地质学》的书，里面有大量图片，显示美妙的地质现象和祖国壮丽的山河。有一次我在同学家里偶然看到了这本书，被这本图文并茂的书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此坚定地立下了要从事地质科学的志向。当时已迁回南京的中央大学设有地质系，但非常难考，共有3万人报名，仅录取500人。1946年，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中央大学地质系。不久，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不期而遇：是关心国家大事还是只顾个人埋头读书？

　　1946年正是解放战争头一年，当时大学里常常罢课，最长一次达两月之久。经过认真思考，我参加了进步社团，积极投身“五二〇”爱国学生运动，还参加了在南京解放前夕发生的“四一”学生运动和激烈的护校斗争。通过参加这些进步爱国的实际斗争，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49年1月，我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从此开始了践行崇高理想信念的新的人生历程。

　　第二次抉择：“只红不专”还是“又红又专”？

　　1950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留校担任教师，从此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多年间，学校的气氛常处于一种红与专的迷惘状态之中。但是，作为党员教师的我仍然坚持又红又专不动摇，作出了人生的第二次抉择。

　　1957年南大地质系成立了党总支，我担任总支书记，这使我的工作十分繁忙。除了党政工作外，我还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而且都是百人以上的大班课。当时高校的科学研究刚刚起步，我只有利用休息天坚持搞科研。宁镇山脉是中国地质研究开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但是煌斑岩研究是个薄弱环节。瞅准这一领域，我独自背个背包，带上水壶和干粮，清晨乘最早的一班火车从南京出发，出了火车站走十几里路到工作地点，一个人翻山越岭，采集标本，傍晚背着沉重的石头标本乘最晚的一班火车回来。就这样连续放弃了十几个星期天的休息，终于把整个宁镇山脉里的煌斑岩都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室内研究，最终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江苏高资下蜀煌斑岩的研究》，发表在1957年的《南京大学学报》上。

　　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期间，我因为钻研科研被戴上了一顶“白专典型”的帽子，受到无休止的批判。文革中，我被下放到条件艰苦的溧阳农场“劳动改造”了两年多。其间，各种农活都干过，如插秧、爬秧、施肥、收割、种蔬菜、烧大炉等。我体会最深的是爬秧，人跪在水田里，匍匐前进，爬一步，将秧苗根部松一松，没有爬几步就汗流浃背了，真正感觉到了农业劳动的辛苦。但最让我不习惯的是，白天八小时劳动，而晚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别人在一起吹牛、打牌、下棋打发时间，我觉得那样浪费时间太可惜了。于是，我利用农场每月放假回到南京的机会，将一些英文版的地质专业书籍带回农场钻研。开始时不能公开地看，就把书一页页地拆散，夹在《红旗》杂志里面，一有机会就拿出来悄悄地看。后来，看书不用再遮遮掩掩了，但因农场夏天的蚊子又多又大，我只好躲进闷热的蚊帐里面潜心研读。

　　第三次抉择：双肩挑担还是只挑一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我头上的“白专帽子”也摘掉了。1978至1984年，我担任南京大学副教务长，1984至1988年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工作异常繁重，这时，我面临人生的第三次抉择：如何正确解决工作和业务的矛盾？我的抉择是“双肩挑担不歇肩”。

　　我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规定：学校党政工作的重担必须认真挑好，不能有任何松懈，因为这关系到南京大学事业的发展；而自己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也要挤出业余时间来进行，常流水不断线。60岁以前，我每天至少有12小时以上的工作量。1988年，61岁的我按规定卸下了副校长的担子，这时才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自己热爱的地质学研究。

　　天道酬勤。在这一阶段，我的科研成果获得了丰收：在国内我首次提出了“次火山花岗岩”理念，认为在“时、空、源”一致的条件下，火山岩与花岗岩属于同一岩浆系统，花岗岩是火山机构的“根”。在这期间，我和我的团队还在国内首次发现S型火山岩，破除了两位国际学术权威认为不存在S型火山岩的错误观点。

　　1997年，我在古稀之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面对外界认为双肩挑担在科研道路上走得很辛苦的评论时，我总微笑着说：“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很平淡，作为共产党员本应如此。”

　　第四次抉择：在学术第一线继续工作还是退居二线甘当人梯？

　　当选院士之后，我面临人生的第四次抉择：在学术第一线继续冲锋陷阵还是退居二线？经过思考，我选择了后者，并在工作中为自己确定了六字方针：伯乐，教练，参谋。

　　作为“伯乐”，我以发现优秀的年轻人才为己任，力荐贤才。现在，我所在的南大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已有了一批50岁左右、优秀的学科带头人，他们都奋战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作为“教练”，我以自己几十年从事地质科学积累的经验，充分利用自己对国内外科研动态比较了解的优势，在年轻人向科研高峰攀登的途中为他们指点迷津。作为“参谋”，我主动为学校和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从2004年11月至今，我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先后作了多场“科学与中国”的讲座，让数千名听众受到了“自然、资源与人”的科普教育。2005年夏天，我自发组织了一个调研小组，冒着酷暑与小组成员三次赶赴浦口，对浦口的交通状况、城镇建设、旅游资源和科技教育进行调研，之后还动手完成了一篇题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浦口》的调研报告，受到南京市委的高度评价。

　　今后，只要我的脑子不糊涂、行动还方便，我会继续贯彻这六字方针，一直到失去工作能力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