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立鹏,男,汉族,湖北浠水人,1931年10月出生,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参加工作。离休干部,离休前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教授。
一株会思想的苇草,总要历经狂风暴雨的洗礼。在1946年黑色的7月里,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在5天之内,先后制造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暗杀了李公朴和我的父亲闻一多。那时,正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前夕,也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一时间黑云压城。8月里,国民党飞机疯狂轰炸延安。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灵魂。那些天它的“失守”,使善良的人们忧心忡忡,度日如年。但同时,它的“失守”也激发了人们的斗志与热情,使更多的人奋起投身革命的洪流。于是,解放战争时期又出现了知识青年纷纷奔向各解放区的高潮,晋察冀的华北联大,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东北的鲁艺,山东的建设大学……都成为革命青年日夜向往的中心。在我的坚定要求下,母亲支持我投身革命的想法,通过吴晗联系地下党的关系送我到解放区。由于那时张家口也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于是我来到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那时,我还不满16岁。
北方大学的那段生活可以说是在革命熔炉里锤炼的生活,同学们的出身和经历虽不尽相同,但都是抱着追寻真理、追寻民主、追寻光明的信念一路奔波而来的。当时的北方大学文艺学院,经过几次转移搬迁,最后在河北南部的邢台落定。 我当时在全校年纪最小,是全校3个红小鬼之一,思想上、业务上都显得比较幼稚,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为小弟。知道我是不久前被特务暗杀的闻一多的儿子,更是充满了同情、怜爱的革命情谊,视我为烈士子弟,更是待我如亲人。罗工柳老师、王式廓老师从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给我父兄般的关爱与教导,更成为我艺术上的启蒙导师。
那时罗工柳老师大胆呵护同学们的艺术个性与创造力,多年后的今天回头看,我才发现他的敏锐、勇气、定力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在88年的生命途中,他经历了风风雨雨,不断和命运博击,和癌魔抗争,和时间竞走,艰难而坚定地走过漫漫征途,始终心向远方,志在高峰,一直是我心中的榜样。王式廓老师和罗工柳老师一样朴素亲切,他们都爱穿一种蓝色土布做的宽大工作服,口袋很大,能装下速写本。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革命美术家,总觉得他们神秘而高不可攀。那时,王式廓老师正在创作《改造二流子》彩色木刻, 同学们说他是从日本留学归国抗战的大画家,我们都怀着兴奋、敬佩的心情去他的宿舍,好奇地观看一幅套色木刻是怎样完成的。王式廓老师耐心平和地给我们讲解,一点没有大画家的架子, 他和蔼可亲的样子让我久久难忘。
后来,刘邓大军已经南渡黄河,开始战略反攻。当时条件艰苦,没有图书,没有教具,缺少画具绘画材料,正规的艺术训练很难展开。王式廓老师从延安撤退出来就身患肺结核,正在养病。但他仍负责上素描课,没有教具石膏像,他就亲自动手制作,用黄泥为我们做成立方体、球体、锥体,然后再用石灰刷成白色。没有炭条炭笔,他又教我们用柳树枝自己烧制木炭条。我记得和同学一起爬到树上摘柳条,折断后装入小铁筒密封,再到伙房灶火里烧,有失败后的沮丧,也有成功后的喜悦。这一切不断激荡着一颗颗热切盼望学习的心。
可惜,这样的学习条件也被战争的阴云破坏了。敌机的轰炸迫使我们转移到农村树林里上课,没有几天,我们又接到集体到冀南参加土地改革的任务。我当时主要负责访贫问苦,和贫下中农青年交朋友,发动青少年投入土改斗争。这期间我们确实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了解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实际状况,也获得了一些实际社会生活的体验。不料,后来却遇到了大洪水,卫河水涨,需要动员民工上堤防洪。土改抗洪尚未结束,我们又接到任务,要即刻返校,前往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学校与华北联大合并成立华北大学。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母亲高真这时也带领全家来到邢台,妹妹闻名已编入文学系学习。作为烈士家属,母亲受到组织特别照料,她出席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又被选为妇代会的代表。两个哥哥很快就分配到中央团校,到阜平去了,最小的妹妹也辗转在井陸等地育才学校学习。我深深地为有这样的革命家庭而感到自豪!
华北大学的生活并没有安稳太久。1948年10月里的一天,我正在大街上画速写,突然听到从学校传来急促刺耳的警报声。我急忙跑回学校,原来是傅作义机械化部队偷袭石家庄,学校奉命紧急转移,要求大家连夜撤出正定城。我急忙打好背包,只见宿舍里、教室里一片狼藉,画板桌椅凌乱坍倒在地上,到处扔满了杂物、画稿、速写。我捡起几张不知是谁画的头像速写,是那么形象生动、笔意流畅,实在舍不得丢掉,就塞进速写本,装进了挎包。这土制黄纸的铅笔速写成为了我的珍藏,时常能勾起我那段难忘岁月的回忆。
到1948年底,平津战役即将打响。我们准备进城参加美术宣传活动,并准备接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时我们都佩戴着解放军军管会蓝白色的布质胸章,精神焕发地行军。每到清晨,一轮红日从前方升起,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唱起了那首激动人心的军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
当时我曾在太庙看到过一次大型画展,徐悲鸿先生的大幅国画《愚公移山》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北平即将解放,我难以想象北平艺专将会是什么样子,大画家徐悲鸿会留下来吗?其实,在平津战役中,北平被解放军四面包围,蒋介石曾派专机动员一些重要社会人士弃城前往台湾,徐悲鸿先生也在名单之中。在此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派田汉同志潜入北平,由冯法祀等人陪同,前往徐先生家中,传达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嘱咐,让他一定要留在北平,保护艺专回到人民怀抱。徐先生当即欣然表示一定要保护好学校。
终于,北平和平解放,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一片欢腾。我还清晰地记得解放军入城之时,人们围满街头鼓掌欢迎,把红色、绿色标语贴在军车上,更有青年学生爬上坦克欢呼。在漫长的入城式队伍中,我忽然发现叔父闻家驷一家人和联大附中的同学吴明昌也站在欢迎的人群里,他们也惊讶地看到了我,我瞬间百感交集。后来叔父的家就成为了我的家,我们在那里共同熬过了失去亲人的悲愤、痛苦的日子,获得了融融的暖意。
194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日子里,我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届美术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兴高采烈地从北兵马司棉花胡同一直列队走向王府井校尉营五号的北平艺专。一年半的集体学习生活,紧张而活泼,严肃而有朝气。早自习时,宿舍里传出集体读报的声音,我们每天都能收到大军南下,众多名城重镇得到解放的消息。课间饭后, 总会听到美干班同学高唱民歌《信天游》的声音。联欢会上大幕拉开,舞台上出现《伏尔加河纤夫》时大家的惊讶与振奋。还有课堂上第一次画石膏不懂用馒头当橡皮时闹出的笑话,第一次画人体时的尴尬,周末舞会上初次学舞跟不上脚步的欢快与狼狈……在那温馨和谐又激情燃烧的年代,我得到了老师们的教益,渐渐深入艺术的殿堂。
“月亮追赶着太阳,只给夜晚留下半小时的时间”,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时代中,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中,历史的浪潮将知识分子推向风口浪尖,我们改变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不断寻觅着个人的初心。
让苦涩的记忆给人们以力量,愿美好的回忆激励人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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