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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王凡，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同位素研究中心主任。她率领团队二十年磨一剑，研制出国际上第一个用于SPECT显像的广谱肿瘤显像药物，其在临床的应用改变了SPECT影像技术不能用于肿瘤诊断、分期和疗效监测的现状，使中国在核医学SPECT药物研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记者：首先祝贺您获得技术发明特等奖。针对肿瘤显像诊断，有很成熟的PET技术路线。您另辟蹊径，选择了之前没有人走过的研发SPECT肿瘤显像药物路线，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凡：PET影像技术在肿瘤的诊断、分期和疗效监测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其也有不足。在我国推广普及PET影像技术任重道远，其中制约因素之一就是临床检查费用太贵。

　　我2000年10月完成在美国的博士后训练回国。那时在北京做一次PET/CT检查，费用是1.3万元。我当时工资不算低，但是一个月工资也不够做一次检查，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就更承担不起了。我就想是不是可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制一个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核医学药物。

　　SPECT是核医学的另一种影像显像手段，其临床检查费用低，普及率高，但恰恰缺少有效的肿瘤显像药物。如果能解决药物难题，SPECT影像技术非常适合中国国情，可以造福更多百姓，于是我们就选择了这条技术攻关之路。

　　记者：走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您不怕失败吗？

　　王凡：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觉得做科研、培养学生就是本职工作，没有想过成功和失败的问题，科研本身也没有成功和失败的定义。没有哪个科学家是为了获奖而去做科研的，都是在科研的过程中不断有所发现和发明。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再到产业化，我们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些都是必须经历和承受的，要积极面对。我是做核医学放射性药物研究工作的，也属于核科技人。前辈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搞出了“两弹一艇”，他们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我觉得这是中国核科技人的传统和传承。

　　在药物研制过程中，技术难关一个接一个，大家充分讨论之后都等我拍板作决定。我是那种“越挫越勇”的人，面对困难时思维会比较活跃，我可以长时间保持亢奋状态，眼睛发亮，想出不同的方案，然后去尝试。所以是工作、任务、使命让自己继续往前走，而不是最后我要拿什么奖，要有什么功名。

　　记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校科技创新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王凡：国外药物创新的主体都是那些大企业，每年可以投入几百亿美元研发。而在我国，原始创新的主体还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能有完备研发体系和雄厚资金以及人才实力去和国际巨头掰腕子的企业还是稀缺。这种现象在很多行业都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就更要全面准确认识自己的职责使命。科技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驱动力，高校作为最主要的创新源头，就要按“四个面向”的要求，把科技创新的大旗扛起来，服务国家战略，切实做好强国建设征程里的教育担当。我也由衷希望，有关各方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营造更加符合学术研究规律、更能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潜能的学术文化和研究氛围。

　　记者：在研发过程中，多家单位并肩作战，显示出有组织科研的巨大潜力。您对此有何体会？

　　王凡：我1996年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读博士的时候就与北京协和医院有合作，20多年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临床转化研究。在核药物的研究中，生物物理所团队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我们第一个1类创新药的共同研发者。目前又有广州国家实验室团队和清华大学团队加入，我们“大兵团作战”，希望能研制出更多的创新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是不自觉地无形中实践了“有组织科研”这个概念。我作为项目牵头人，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大家也都比较信任我、认可我。这一方面需要我自己做得好，同时需要我有全局观念。

　　不过沉下心来想一想，这种“有组织科研”是带有偶发性质的。我们现在要建设教育强国，要做很多大项目、大事，肯定不能说靠谁的个人能力去把队伍拉起来，而是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真正去做到“有组织科研”，瞄准重大攻关方向，联合政府、企业等各方面资源，集中力量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去突破。

　　记者：您的科研成果转化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这并不多见，因为国内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很多成果在“书架”上沉睡，没有走向“货架”。

　　王凡：我算是被动创业。2012年我们承担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考核指标是获得临床试验批件，这属于企业行为，不是北京大学能独立完成的，于是我们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进行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我做事认真，承担的科研项目都是优秀结题，所以没有犹豫就带领团队进入角色。10年坚持下来，确实有很多感想。不是所有科研成果都适合进行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有市场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找到理念一致、相互信任的商业合作伙伴是至关重要的。

　　整个过程也让我对科研成果转化有了更深的感悟。还是拿这款新药说，它会带动产业链的发展，包括通过药物创新带动设备创新，从而推动核医学领域的发展。地方政府很期望这个项目成为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引擎。这里就可以看出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强大的教育可以源源不断地产出科技成果，然后转化成产业，就可能带动产业升级，这也是科技强国的重要内容。

　　所以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一定要提高。科研人员要了解产业发展需求，研发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高校、政府、企业也要拧成一股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真正形成合力。

　　记者：回首您的科研之路，您有哪些经验和期许，可以分享给年轻人？

　　王凡：第一，要有社会责任感，努力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百姓。曾经有国外大公司提出要以10亿美元买我们这款药物，我直接拒绝了，我觉得这个药物是属于国家的，我没有权利卖掉。我们也测算过，这款药物投入临床后，在药物进入医保之前只需要2000块钱左右，就能进行一次全身肿瘤显像诊断，这对提高生命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被国外公司高价买走再输送回国内，中国百姓就有可能花很多冤枉钱。中国科学家一定要有骨气、有志气，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

　　第二，要“敢为人先”。我一直觉得，科研就是要进行新的探索，做别人没有做的事情，不能为了避免风险就不去创新，要敢于啃硬骨头。

　　第三，我们的老校长韩启德院士教育我们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如果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尽职尽责，让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在本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和领先水平，那么大家的工作汇聚在一起，中国就会成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科技大国。“坚持，坚韧，坚强，坚定”，这是我们团队始终坚持的，也希望对年轻的教师有所帮助。（本报记者 高毅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