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印——一个老战士的人生轨迹

　　郑中南，男，汉族，湖北武汉人，1932年1月出生，194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6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干部，离休前曾任原上海第二教育学院纪委书记。副教授。

　　我今年89岁。17岁参军，在部队干了29年，曾是获授国防部集体一等功飞行团的大队副政委；转业到地方高校工作14年，曾是原湖北农学院首批创业者；离休29年，尽力为党的事业做点事，两次被评为校“优秀共产党员”，2019年获评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回顾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深感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党的事业不断发展，个人才能成长进步！

　　日寇狂轰乱炸下的幸存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2年1月29日，我出生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水客（县棉花行聘请的在外地负责购销业务的雇员）家中。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时，我7岁，刚上小学。11月的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和几个同学在街上一块空地上玩，父亲来叫我回家吃饭时，我听到天上传来嗡嗡声，抬头看到有几架飞机飞来。随父进屋走向饭桌时，突然几声巨响，房屋动，砖瓦掉，我们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半小时后飞机飞走，我们战战兢兢出来，发现我家前门屋顶开了一个大洞，地上砸出了一个一尺左右的坑，万幸的是那颗炸弹没爆炸，我家没有人员伤亡。而街上那块空地上出现了一个长三米左右的大坑，之前还在一起玩的几个小朋友全部炸死在周围，附近的墙瓦上到处溅有血和肉。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日寇空袭。此后，鬼子的飞机经常飞来扫射丢弹，全家在不断的警报声中惊恐生活。1942年冬，日寇占领我们县，年老的姑母在逃难中被日本兵开枪打死。

　　在日寇铁蹄下生活，沦陷区的百姓备受欺凌，这种屈辱和痛苦是刻骨铭心的。孩童时代的我，在心中牢牢刻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在跟着下乡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员学唱进步歌曲过程中，我慢慢懂得了国弱民痛、国弱就要挨打这些道理，决心长大报仇，保卫国家。可以说，这是我的少年梦。

　　反饥饿反内战的积极参加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我们学生也上街游行庆祝，真心实意地高呼“委员长领导抗战有功”“蒋委员长万岁”等口号。但是，其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昆明“一二一”惨案、北京沈崇事件，抗战胜利了，美军飞机却照样在中国天上飞，军舰照样在中国江内游，对此，我这个初中生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了。

　　1947年8月，我考取湖北省立武昌二中。听老同学讲，前一年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国民党特务打死打伤学生10多人，就是因为他们反对打内战！抗战胜利了，人民要和平反对打内战，有什么错？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向学生开枪？这一件件事反复教育了我，令我对蒋介石的好感逐渐烟消云散。1948年，国统区经济基本崩溃，物价暴涨，粮食奇缺，我们已经无法吃饱肚子。武汉各高校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罢课请愿，我是自觉和积极的参加者之一。1949年初，临近解放，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学校，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学校的学生会组织了护校队，我当选为学生会的联络部长，和附近5所学校成立护校联队，一方有事，八方支援，保护了学校和学生的安全。

　　携笔从戎的理想践行者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我想上大学，将来做老师或工程师，为新中国建设出点力，作点贡献。7月，我先后参加了湖北革命大学、中原革命大学的招考，结果两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最后我选择进中原革命大学学习。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发展史”和“中共党史”这两门政治课程，我懂得要救中国就要革命，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入校不久，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0月中旬，刚组建的人民空军到学校挑选飞行员，吃过日机轰炸苦头的我立刻报名，成了“招飞”后备对象，后因我肺部有钙化点被刷了下来。12月中，政治学习结束，学生面临分配，当时有三种选择：留校、转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华中师范大学）或财经学院（即后来的中南财经大学）继续深造；分配到中南各省或南下工作团参加工作；入伍当兵。这时领导找我谈话，根据我的年龄、经历和学校表现，建议我参军，他对我讲：“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全国还有部分地区没有解放，部队需要人呀！你是团员，要服从国家需要，当兵去。”在党的号召下，最终我放弃了升学，在1949年12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机要学校当学员，正式入伍，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廿九载军旅宣传工作者

　　1950年8月，我从陆军调到空军，在中南军区航空处当文化教员；1952年底调到新成立的航空兵26师政治部，从见习助理员干起，先后当过宣传干事、飞行大队副政委、师宣传科长。1961年12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先后6次随部队上前线参战，在边境机场耳闻炮击金门的隆隆炮声，带警卫班战士到机场“机窝”抓过特务。1954年我们部队驻防广西柳州，一级战备全天值班，为周总理与胡志明的柳州会谈做安全保卫工作。这次会谈为之后越南和法国签定停战协议奠定了基础，我们也为支援越南抗法斗争作出了一点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帝直接插手越南战争，我们部队奉命驻守中越边境的宁明机场，执行援越抗美和保卫祖国南疆领空的任务，多次和美国空军交锋，曾和兄弟部队一起打出了两次“三比零”的战果，打出了名气，杀出了威风，受到军委和空军党委的重视与嘉奖。我带领全科同志深入部队，总结推广了20多位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其中四五个先进典型在军内外都有一定影响。我在26师整整战斗了26年，先后转战广西、海南、青海、广东、云南等地，最后调防上海，保卫大上海。在难忘的军旅生涯中，我曾荣立三等功，两次被评为师的先进工作者。

　　解甲归乡的农校创业者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决定裁军百万以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原本我是不用转业的，但因为一些原因，组织上希望我到家乡湖北支援新农校建设。说实话，我在部队干了29年，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加上家人都在上海生活，从繁华的上海到荒凉的乡村，从空军航空兵到农校的行政干部，对此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确实是有情绪和思想斗争的。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受党长期教育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在部队成长起来、经过战争考验的革命干部，我必须自觉地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78年秋，我只身一人来到湖北沙洋七里湖，在新成立不久的华中农学院荆州分院开始了新征程。

　　我迅速转换角色，投入到艰苦的建校创业热流中。我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创业，以身作则，艰苦奋斗，想方设法克服学校在教学科研、生活管理上的困难，顺应地方教育改革事业发展需要，在党委领导下和同志们一起谋划布局，推动学科专业、教学科研、学生工作不断前行。1981年8月，我被任命为分院副院长；1984年被任命为分院党委书记；1986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湖北农学院后，我被任命为主持党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书记由地委书记兼任）。

　　在湖北工作11年虽然辛苦，但艰苦环境锻炼人也培养人，我有幸作为一所新的农业大学的首批创业者，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为家乡农业人才培养出了一份力。1989年，组织上为解决我们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将我调回上海，任命我为上海第二教育学院纪委书记，直至1992年9月离休。

　　那些年中，我得到了一些荣誉，如1980年6月被评为学校、荆州地区、湖北省教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纪检干部”等。听党的话跟党走，干一行干好一行，事业有发展，个人也有前途，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老有所为的报告宣讲者

　　离休后，我牢记党的教导，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离休20多年来，我在学校、社区和社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总支副书记、离休干部党委副书记；受聘为学校关心下一代报告团成员；曾担任上海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政史哲经学习小组组长、文教委顾问，现为协会理论组成员；曲阳图书馆专家沙龙理事、高境镇“红书友”会顾问等，为学生以及街镇社区干部和离退休同志作时事政治理论报告。此外，还参加市、区和系统的征文活动两次获一等奖，在《上海老干部工作》、协会“会员通讯”上发表文章等，曾两次被协会授予先进个人称号，被大家尊称为“社区讲师”，受到各方党组织的肯定和表扬。

　　这80多年，我能平安走过来，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决不是个人有能耐，而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奋起的时代，一个中华民族振兴强盛的时代。是时代给了我们立功创业的机会，是党的关怀、同志们的帮助，使我能健康幸福地活到今天。我深深感到，我们共产党员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才有战无不胜的力量，个人也才有战天斗地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