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军西藏途中转战朝鲜战场

　　贾巨海，男，汉族，陕西榆林人，1929年11月出生，1947年12月参加革命，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干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延安军分区警卫营1营3连1排3班班长。离休前曾任同济大学图书馆直属党支部书记。

　　我叫贾巨海，陕西榆林人。18岁那年，为了“翻身得解放”，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一开始我是村里的基层民兵，每年参加3个月的军事训练。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我们民兵被改编成了游击队，1947年12月又被改编为延安军分区警卫营，我被分在警卫营三连一排三班。1949年3月，我被部队送到位于山西运城的西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简称“西北军干校”）学习。我本来是个文盲，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开始学认字。

　　从进军西藏途中转赴朝鲜战场

　　按照计划，我要在西北军干校学习1年半。但解放战争进展很快， 1949年10月，我们学校全体学员被编入第十八军，进军大西南。我曾带领原西北军干校3个学员，接收了国民党起义部队工兵十团一营三连，后我就留在该连任副指导员。因为起义部队番号不变，所以这个团也就是后来的工程兵十团。其间，我还参加了剿匪，曾专门请贫雇农在晚上带路抓土匪，把贫雇农组织起来成立“贫雇农团”保卫家乡。

　　我们部队经过宝鸡，翻过秦岭，经广元、绵阳、德阳，于1949年12月解放了成都。1950年4月，我随部队从成都南面的新津出发，开赴西藏。那个时候提出的口号是“解放西藏，保卫西藏，建设新西藏，安家落户在西藏。”我们部队经过雅安、天全，后翻过二郎山，经泸定、康定，经道孚、甘孜，翻过雀儿山后就停下来了。后来一个姓黄的教导员告诉我们，说朝鲜被美国入侵了，目前的形势大概和“抗美援朝”有关系。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有“抗美援朝”这件事。

　　就这么停下、休整了大概不到半个月，1950年11月，部队接到命令，紧急按原路回撤，往朝鲜赶。根据上级指示，正在永川修公路的工程兵十团留在国内，工程兵七团开赴朝鲜战场。我所在的工程兵十团一营三连和工程兵七团一营三连对调，这样我就到了工程兵七团，走向了朝鲜战场。

　　和来的时候一样，我们没有汽车，只能靠两条腿走。“是兵不是兵，身背40斤。”当时，我们身上背着40斤的行李装备，每天要走120多里。大家的腿都走得肿起来，有的甚至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当时我们整个部队都“既是洗衣机又是烘干机”：先是出一身的汗，最后汗都被风给吹干了，全身臭烘烘的。进城时，那些穿戴整齐的女人遇见我们，都要用手帕捂着口鼻。我记得有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哭，和我说，指导员，我实在走不动了，你给我“吃颗花生米”吧！（即“枪毙我吧！”）

　　我们走了30多天，到了宝鸡开始换乘火车。在西安吃了晚饭后，经郑州，出山海关到了东北安东（1965年1月起改名丹东）。到丹东后，部队接收了苏联恩尔波舟门桥，在鸭绿江上训练了1个多月。1951年4月，我们入朝了。1个月后，西藏和平解放。那时我22岁。

　　我在朝鲜战场的7年

　　我们是舟桥工程兵，主要任务就是在河面上架桥，确保人员、物资通过，包括向前线运送兵员、粮草弹药，向后方转移伤病员等。那时候我们是做好了敌人要打原子弹战争准备的。毛主席讲了，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手榴弹也要打败你的原子弹。为此，整个部队包括冲锋在前的主力部队，都利用战斗间隙构筑地下工事，挖坑道，将这座山和那座山通过地道连在一起了，朝鲜整个西边都沟通了。我们挖的坑道不是直的，是弯曲的，呈“M”型，共有三道防线。当时的想法，第一道是主要防冲击波的，第二道主要是防辐射的，第三道主要是防生化武器的。

　　除在大同江有我们一个排的部队外，我们营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清川江水上交通畅通。安州横跨清川江两岸，是朝鲜北方的交通枢纽，这里有志愿军的粮草弹药库，还有著名的清川江铁路桥，战略意义极其重要，是美空军重点打击目标，也是我防空兵部队重点保护的目标。

　　当时，我们在清川江上搭建过“水下桥”。所谓“水下桥”，就是桥面在水面以下15公分的桥。这样的桥，比较隐蔽，敌人难以发现并实施轰炸，能够确保相关车辆和人员安全通过。此外，我们还在清川江上铺设过门桥。所谓门桥，就是用钢铁将两条船连接起来，形似一扇“门”。当时我们用的正是苏联送给我们的恩尔波舟门桥。因为清川江战略位置重要，也因为此处铁路桥和门桥的存在，安州一直是敌机重点轰炸的目标，公路经常被飞机扔下来的定时炸弹炸出一米左右直径的坑。后来，他们改投小型定时炸弹，我们发现后，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炸弹清理到空旷处。为了避免遭到敌机轰炸，我们还吸取教训，借鉴古代在战争期间设立烽火台的做法，在附近最高的山上设立了瞭望哨。一旦发现有敌机飞过来，哨所战士就鸣枪示警，邻近的瞭望哨听到枪声后，继续鸣枪示警。在江面上的战士听到报警枪声后，就迅速把门桥推进附近河边早已挖好的山洞里隐蔽起来。我们在清川江上铺设门桥的初期，还没有配备高射炮。1952年初，上级为我们连在清川江门桥的东西两侧各配备了一门苏联产的“三七高炮”。舟桥是将很多条船集中起来，并排连起来，在江面上形成一座浮桥。但因为条件所限，我们当时未搭建这样的桥。

　　那几年的朝鲜气候特别寒冷，冬天零下40度是常有的事。我算是保护得很好，但也没逃过落下冻疮。1955年冬，我已经被提拔为一营副教导员，战士保护及战士安全问题是我具体负责的。有一天，天下大雪，我和教导员武玉明分头下到连队，想看看各个连里面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走着走着，我就突然掉进沟里，被埋在雪里面了，怎么也爬不起来。是跟我一起的那个山东籍通信员王永川听到我的呼救后把我拉上来的。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我们部队还在朝鲜驻扎着。毕竟我们是工程兵，打仗的时候我们走在野战部队的最前面，撤退的时候我们要把被炸坏的桥墩、被坦克轧坏的路修好，走在最后面。团里把清单列好以后，我们负责一个一个地修复、移交。移交时要找朝鲜里委员长（相当于我国的村长）签字，他签字后，我们这边的连长再签字，最后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我们部队是在1958年春撤回国内的，而在此之前的1957年秋我因得了肺结核病提前回国了。这样，从1951年到1957年，我在朝鲜共待了7年时间。

　　和平年代的同济岁月

　　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后不久，我就被授予上尉军衔。1956年7月，我请假从朝鲜龙安浦镇出发，经过丹东、北京、太原，到了陕西吴堡。在这里，我和我爱人慕生兰见了面，第三天，我们俩就到当地民政局登记结婚了。算起来，我们结婚已经65年了。

　　1958年春节，我所在部队回国后驻扎在北京昌平，隶属北京军区。经过领导同意，我从志愿军疗养院出院后，回到了部队。1958年春，我被调到隶属南京军区位于安徽蚌埠的舟桥三团。当时南京军区在上海郊区青浦设有工程兵技术学校。组织安排我到这里学习了1个月，并让我们做好转业的思想准备。后来，组织考虑到我有肺病，就把我留在了上海，进了相对对口的同济大学。和我一起转业到同济的共10个人，他们都是工程兵，有的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59年10月，我转业到同济大学后，先是在体育教研室担任支部书记，1966年3月被调到数理力学系，担任党总支副书记。1984年5月，我被调到图书馆工作，做直属党支部书记，1989年11月离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间，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了许多敌人、创造了许多伟大奇迹。如今，国运昌盛、人民幸福，作为一个离休32年的老党员，我非常激动，也非常自豪。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祝福伟大的党永葆青春！（同济大学 贾巨海口述 张文潇 章华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