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色记忆

　　金海俊，男，汉族，辽宁辽阳人，1950年10月出生，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曾任吉林大学纪委书记。研究员。

　　1971年6月24日，在中苏边境区域的原始森林，迎着朝阳、面向鲜红的党旗，作为一名边防战士，我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幕我记忆犹新，时常在梦中出现。

　　我出生在1950年，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党的关怀下，在街道办和居委会的接济下，母亲一个人靠微薄的工资勉强养活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作为街道办重点帮扶对象，我免费上了学，母亲总是叮嘱我们要感谢党、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始终向往着能为国家和党做事。中专毕业后，我响应党的号召，成为了一名下乡知青。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是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随着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持续增大，最终在 1969年3月，发生了著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两次申请参军入伍，并最终于1969年11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她一边流泪一边在油灯下给我纳鞋底，这一场景至今想来仍然令我泪目。临行前，她专门给我包了一顿饺子，她一边给我夹着饺子，一边叮嘱我要多给家里写信，我能感受到她对自己儿子的不舍。现在想来，这样的情景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多家庭中普遍出现过的。

　　1969年11月25日，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抵达了吉林市郊，开始了新兵入伍训练。由于前方战况吃紧，原定两个月的训练也被紧急压缩到了一个月。没有任何预通知，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在凌晨一点吹响，“凌晨两点准时到达火车站”，这是给我们的唯一命令。坐上“焖罐”列车，对于执行什么任务、驶向何处大家一概不知，列车行驶过程中采用白天停、晚上行的办法，经过三个昼夜的缓慢行驶，午夜时分下车，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换乘解放牌大头卡车，疾驰在茫茫林海中，大约近一个小时的行程后，卡车停在森林边的公路上，又是半个小时的急行军，几顶绿色的帐篷逐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们知道此次的目的地到了。

　　来到连队的第二天，连里给每个新兵发了一个塑料的大袋子，要求每人写上姓名、血型、部队番号，家庭住址，随时背在身上，当时还不清楚是为什么，后来还是老兵给了我们答案，袋子的唯一用途就是在清理战场时，用来辨别和装自己尸体时使用的，如果说来之前我们心中充满着激昂的理想主义，那么这个袋子一下子将我们拉入到一个残酷的充满硝烟和死亡的战场，给我们内心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警醒着我们在战场上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这就是我们这些新兵来到连队后上的第一堂课。当天晚上，连里召开了接收新兵的欢迎会，会上连长和指导员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明确告诉我们，苏联在中苏边境、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我们位置正处在中苏边境地区，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区域，此地正是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联出兵进攻东北日本关东军的入境通道，他们对地形、地貌及路线都十分熟悉。我们驻防在这里的任务是明确的，当战争来临时，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尽量拖住敌人，防止敌人长驱直入，要为后方的主力部队争取多一点的战斗准备时间。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必须首先占据有利地形，我们的驻地也从山下转移到了山上，取水成了每天早操的必修内容，夏天从山下挑水上山，冬天从山下背冰块上山，白天的训练内容是反复演练俯角射击和仰角射击，攀岩攻坚练习、猛虎下山追击、爬冰卧雪等都是常规的训练项目，每个月才有一次洗澡的机会，为了洗澡要急行到20多里外的一个小镇子分批分时段洗，返回驻地时还要搞一次攻坚战的训练，往往是刚洗干净的身上又是一身汗。那段时间，我们从未有过休息日，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每天都有一种战争一触即发的感觉。作为曾经的下乡知青，当时并不觉得如何苦，只是为了军事机密和备战的需要，长达半年多不能同家人通信，当时每次想到家，想到母亲的惦念，也会在被窝里悄悄流泪。那时候，除了训练外，在理论学习方面也没有过丝毫放松，每天组织“天天读”“斗私批修”、学习毛主席语录等活动，唱歌时的曲目是《我是一个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学习雷锋好榜样》，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大家团结一致，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每一天都很充实有活力。我们的思想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忠心向党，随时准备献出生命。我们坚信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争取各方面都走在前列。就这样，我在入伍的第一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被列为党员发展重点积极分子。1971年6月迎接建党五十周年前夕，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兵中首批入党的人员之一。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缓和，我们由黑龙江的绥芬河换防到了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命运的又一次转折出现在1972年9月，经我所在部队推荐，通过考试，我到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从此开启了我在吉林大学求学和工作的生涯。那年“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半，大学的正常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教学、科研等工作尚可平稳进行。由于我们是部队选派的，当时仍然算是部队的人，所以在整个学习期间，我仍然坚持着叠“豆腐块”被子和跑早操的习惯，从一名普通士兵到大学生，我知道自己的学习功底不如别人，好在三年多的军旅生涯，不仅磨炼了意志、锻炼了体能，最主要的是锻造了敢打敢拼不畏牺牲的精神，这是短暂的部队生活给予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所以，我每天除了吃饭、上课，基本上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此外，在遇到弄不懂的问题时，也经常会到老师家请教，有时赶上饭点，就在老师家吃饭，老师和师母从来不嫌我们烦，总是热情地招呼我们，聊聊家常讲讲学问，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情况，就这样我逐渐适应了学校的生活。那个时期学生的学习氛围比较浓厚，尤其是高青海、车文博、张维久等先生的课，基本上都是爆满的，记忆最深的是先生们的板书，一边讲一边写，一堂课下来，所有的知识点条条块块清晰明了。记得当时有一则笑话，一位先生（现在已回忆不起他的名字）的课堂上，每次讲到精要处总是习惯性地把粉笔当成烟来抽，课后经常是一嘴的白灰。这些小事折射出当时先生们对讲课的精益求精，小小的三尺讲台不知道汇聚了他们多少的智慧和汗水，讲了很多次的课，每次上课前仍认真备课，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听得懂记得住；为了检验我们，有时课上进行研讨，听我们讲的同时答疑解惑。就这样，在这些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下，度过了三年多的大学生活。

　　1975年6月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中我了解到好多先生们在文革初期的遭遇，即使面对不公平待遇，他们仍能从容站在讲台上，认真做好他们的教书育人事业，让我对他们的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印象最深的是原吉林大学代校长刘靖先生，当时我们只知道他是1932年入党的老革命，曾做过地下党，为此进了国民党的监牢，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后，党组织安排他任东北行政学院（吉林大学的前身）第一副院长，文革期间因为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牢而被冲击。在我工作期间，常常去他家里给先生理发（这也是我在部队时期学会的一门手艺），那时先生已年近80岁，身体不便但思维依然敏捷，当时和他聊天有规矩，一是对他以往的工作不许问，他说那是党的秘密，一辈子都不能说；二是对工作抱怨的话不许提，他说那是组织交办的任务，这也成了我们以后聊天的共识，1979年他的问题得到了平反，可直到他去世，校长前的代字也没有去掉，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次他对党组织的抱怨，先生对党的无限忠诚让我至今感慨。我想正是一个又一个对党忠诚、对立德树人事业负责的教职工们书写了一部求实创新、励志图强的吉大历史。今天，融合了6所高校的吉林大学在创建双一流的征程中遇到了更大的挑战和机遇，放下包袱，以“脚比路长、人比山高”的决心，一代接着一代真抓实干，回顾初心、传承精神、担负使命，更好地扛起新时代党交给的立德树人重任，相信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发展会越来越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我入党的第50个年头，我见证了党领导这个国家从一穷二白到如今的繁荣富强，亲历了党领导中国高等教育的伟大发展，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绘就了美好的蓝图，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