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回首

　　　殷熙和，男，民族，山东文登人，1930年11月出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干部，离休前为北京邮电大学社会科学系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我1930年出生在山东文登县一个小村庄，今已年过九旬。九十年，对历史，对国家，并不算长。这九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赶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就像毛主席在《北戴河》里写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就我们那个地区来说，已处于旧社会的末期。1930年，国民党正在南方“围剿”红军，欲摧毁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北方，山东半岛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在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到我七八岁时，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约1937年底或1938年初，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我们的胶东半岛。

　　1938年，我八岁，对时势也能略知一二，并产生了一点懵懵懂懂的模糊印象，如“八路”“抗日”“鬼子”等。不久，我们那便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由于根据地较快巩固，各村的抗日群众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各种新的文化教育机构也相继出现，各类宣传队、文艺演出队也开始走村串乡，进行抗日的宣传演出。就在这样的抗日环境中，我迈出了人生第一步——上学读书。

　　我是1941年春开始上学的，1947年底高小毕业（因贫休学一年）。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内战，他们在山东战场屡遭严重失败。1947年，他们重兵向胶东半岛进攻，企图把山东解放军压缩在胶东半岛地区，聚而歼之，以挽回他们在山东的败局，但人民解放军主力迅速地转到外线，配合内线部队，很快就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并扩大了解放区。敌人的这次重点进攻，还没有来得及到达文登、荣成为主的胶东东海分区，我们也就免遭敌人的战火破坏，使我们学校能在一个相对和平、安全的环境中继续上课。到了年底，我们这一届六年级学生按时毕业，完成了“完全小学”的学习任务。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解放军在山东粉碎了敌人对胶东地区的重点进攻后，先后进行了胶济铁路西东两段战役，解放了胶济铁路沿线广大城乡，使鲁中、渤海、胶东三个解放区联成一片。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区面积的扩大，各项工作的开展，对各类干部的需求也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华东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开办了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干部。1948年9月，胶东财政学校招生，我知道后，立即报名参加。两三天后即集中出发至胶东栖霞县某驻地。没过几天又被调到华东财政经济办事处卫生处所办的卫生学校。随后又从栖霞到了山东益都县（现为青州市）。

　　这里是卫生学校，但更像是一所政治学校。我们到达驻地后，并无医护人员组织教学，卫生处也不在我们附近。这很可能与当时的战争形势有关。在我们到达驻地前不久，济南刚解放，我想医护人员的首要任务必定是救治济南战役负伤的伤员。更重要的是，从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已经开始，同时，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后，正全力准备淮海战役，并于11月6日正式打响。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卫生处的工作重点绝对是随野战军行军。这时他们无暇顾及我们这些“学生兵”，是很正常的。

　　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是政治学习，学习革命理论。请上级领导给我们讲理论、讲革命形势，主要是解放战争形势。除领导作报告外，就是读报讨论，看前线的“捷报”和“号外”。因此，我们虽然没有学到医疗卫生知识，但我们却学到一点点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对当时的战争形势，特别是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的“三大战役”的胜利进展，还是相当了解的。第二是简单的军训。我们这些“学生兵”绝大多数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从未离开过老家，没有任何与军事相关的知识。所以还有一点简单的军事训练，如队列动作、步枪射击要领等。就这样，我们在益都驻地住到1949年2月。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野战军（四月改称“三野”）迅速消灭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残部，向南推进到长江北岸，进行过长江的准备。这些消息都是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或是卫生处领导给我们讲的。这使我们大致知道野战部队的动向，但不知我们将向何处去。1949年2月的某一天，全体学员紧急集合。会上，一位领导宣布，要在卫校抽调一些符合条件的同学南下，并当场宣布了名单，我在其中。几天后，我们从山东益都站乘车南行，到安徽省固镇车站下车，随后即整队出发，步行三天，来到了怀远县。我被派到华东南进纵队第三大队，就是华东邮电管理局卫生所，从此便离开了卫生学校。

　　不久，队伍开始东进、南下，于1949年6月进入上海。此后，我先后工作于华东邮电管理局卫生所、上海邮政局医务室，1951年参加了上海邮电医院的筹建工作，并让我担任该院的见习“司药”。在医院的筹建工作中，我只是个“跑腿”的。那时还没有电话，找人、往病房送发药品的事，我没有少干。

　　更重要的是，我在邮电医院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院长、支部书记说了几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入党申请书有一段大意是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党对我“有恩”，我一定会“报恩”。对此，他说，你有一种“报恩”的思想是不对的，参加共产党不是为了个人“报恩”，而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要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此话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我虽是卫生学校的学生，但没有来得及学习医疗知识，在医院工作完全是个外行。只能暂时应付，却难以持久。1953年9月，医院领导决定让我报考“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以下简称为“速中”），我有幸被录取，离开医院前往“速中”所在地苏州。“速中”校址在苏州人民路北寺塔院中，北寺塔的一层及其南侧的“大雄宝殿”便是我们的餐厅。塔的北侧是数十间配殿，是我们的教室。原来这些大小殿堂中都有菩萨像。我们去时，已被清空。北寺塔东侧紧邻苏州著名的园林“拙政园”。我们在苏州只住三学期，于1954年寒假后便迁回上海。

　　1957年“速中”毕业，我参加高考并被北京邮电学院工程经济系录取。9月我来到首都北京，到了邮电学院。报到后，我发现在我所在的班中，我年龄最大，比一般同学大八九岁，因此我获得一个“光荣”的称号“老大哥”。这个称呼一直传到现在，老同学见面都不称呼我的名字，而仍然以“老大哥”来打招呼。可是功课方面，我却成了“小老弟”。因“速中”只有四年，功课进度较快，知识学得并不牢固，又加上年龄大，记忆力远不及一般同学，学习困难不少，各门功课只能勉强及格，但我还是积极努力、争取迎头赶上。

　　1959年9月，我刚刚读完大学二年级，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在秋季开学之际，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大意是国家处于“大跃进”时期，学校也要大发展，要扩大招生，需要增加教师，所以决定把我调到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政治老师。我表示，自己刚读完大学二年级，怎能做大学教师，我干不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对一个党员来说，组织决定就要无条件服从。这样，我们几个大学“肄业”的同学，就随着“大跃进”的步伐，“跃”到了高校教师的队伍中。在高校工作的几十年，我边干边学、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没有辜负党对我的信任。

　　回首九十年所走过的漫长之路，我感慨颇多。我每前进一步，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离不开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能够上高小、“速中”和大学，都是党组织的关怀。党对我工作的跳跃式的安排，虽使我感到“任重难堪”，却都是对我的信任和大胆使用，让我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党对我这一辈子是恩重如山。对此，我会一生铭记，永志不忘。如果有下一辈子，我仍然会一如既往地为党工作、矢志为共产主义奋斗。在我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会继续为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年是党百年华诞，祝福伟大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