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北大门，走上革命路——回忆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岁月

　　王学珍，男，汉族，浙江龙游人，1926年8月出生，194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干部，离休前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7年秋，我考上老家龙游县城的中山小学高小。但是很不幸，日寇侵略的战火也燃烧到了那里。我们邻县衢州（现衢州市）有个飞机场，日本飞机常飞经龙游去轰炸机场。为躲避战火，小学从县城搬去乡下，我半年后才去念了两年小学。1940年春，我考上金华中学。金华中学同样也搬到了乡下，我们在村子里上学，占用了一座祠堂，一半用作教室，另一半用作宿舍。1943年秋，金华中学搬到缙云，也在一个山村里，条件异常艰苦。我们吃的饭叫做“沙米”——米里面沙子太多，吃的时候不能细嚼，只能嚼几下就往下咽。然而，即使这样也不得安宁，不到一年，日寇又把战火烧到了缙云，我们只能又逃回家去。

　　1944年秋，我考上衢州中学读高中。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第二年，学校搬回衢州城里。在乡下的时候，最匮乏的是“精神食粮”——除了教科书，没有其他书，买也买不着，借也借不到。学校搬回衢州城后，城里有一个小图书馆，我为终于有书可阅读而感到兴奋。晚上其他同学要做习题，而我已经提前把大部分习题都做完了，可以自由阅读。记得图书馆里有一套《胡适文存》，我读后很受启发，认为胡适的文章讲得很有道理，内心很佩服胡适。胡适那时是北京大学校长，所以我就十分渴望将来到北大读书。正是在衢州图书馆里，我心里逐渐种下一颗北大的种子。

　　高中毕业，我报考了四个学校，分别是北大、浙大、武大和复旦。虽然四所全都录取，但我最渴望上北大，我认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校长又是我敬仰的胡适先生，所以我坚决要到北大读书。我北上时乘坐的轮船，名叫“元培”号，我特别高兴。北大老校长是蔡元培先生，我去北大上学坐的是“元培”号，多么有缘！

　　那时候，北大学生活动很丰富，学校里有很多社团在搞活动，学生们朝气蓬勃，求索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参加了两个社团，一个叫风雨社，一个叫新文学社。与同学们一起读书学习、讨论时事、唱歌跳舞。

　　在新文学社里，我和十几个同学组成小组学习哲学。大家一起学习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先是各自阅读书籍，然后每周聚起来讨论一次。后来，我又阅读其他进步书籍。我看完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也读了一些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当时我对毛主席非常敬佩，他写的《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我都读了，也很赞成。除了理论学习，现实也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国民党统治非常腐败，通货膨胀，物价飙升，街头美国军人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肆无忌惮，令人愤慨。就这样，在参加学生运动的现实斗争中，在社团的活动和学习中，我的思想在慢慢转变，逐渐追求进步，开始向党靠拢。

　　我先加入了秘密的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成员叫作“盟员”，入会后有人来找你，告诉你一个接头暗号，对上暗号后，就接上关系了。地下组织成员互不知情，最多是三个人一个组，联系的人也会经常变更。

　　尽管盟里工作很忙，但我学习成绩还不错。当时家里经常寄不来钱，有时伙食费不能按时交。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申请奖学金获得批准。那时奖学金不是用钱来计算的，而是用面粉来计算的。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厉害，今天一袋面12块钱，明天12块钱可能半斤都买不了，所以奖学金就是发面。我的奖学金是一个月一又三分之一袋面，其中一半面当伙食费，剩下的一半面可以买学习和生活用品。就这样，从第二学年起，我就不需要家里寄钱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948年暑假，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国民党垂死挣扎，于8月19日公布了一份进步学生的“黑名单”，对学生进行大肆逮捕，其中北大学生最多。党组织通过内线知道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提前把这些同志转移了。当时，北大很多同志被安排到解放区，和我住同房间的两个室友就被安排转移前往。我本来也被安排转移到解放区去，身份证都做好了，准备出发时，组织通知让我留在学校，准备迎接北平解放。

　　为了迎接北平解放，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学，反对南迁，宣讲政策，保护校产。1948年冬，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我们希望老师同学留在北平，不要跟着国民党南下。这其实并不难，法律系的老师、同学大部分本来就没打算南下，个别家在南方、不愿留在北平的同学，暑假回家后就再也没有来学校。一些有名的教授，由党员讲师、助教和校学生会人员去做工作，不需要我们去做。我们还坚持宣传党的政策，如党的城市政策、文教政策等，消除大家对共产党的误解。地下党印刷了很多宣传单，我们组织同学把传单送给有关人员。保护校产，防止国民党的破坏的工作也不难，我们法学会主要负责藏好一些书，如《列宁选集》、毛泽东著作等。另外，如果打仗可能会有断粮、断水、断电的危险，学生会组织各膳团储备粮食、油灯，还在红楼前打了一口水井。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京城迎来了新生。我继续为学生会效力，当时的学生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办食堂、养猪、做豆腐等，很有趣味。学生会首要的工作是宣传党的城市政策。那时候学校很多人对共产党不了解，有一些误解，需要我们宣传介绍。学生会就请一些延安来的老干部做报告，讲解党的政策、党的历史等。再一个工作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进行课程改革，其中法律系课程改革任务很重，之前讲国民政府法律的课程当然无法继续。于是我们根据党的方针，结合同学们的意见，和系里的领导、老师一起研究推进课程改革。

　　1950年3月，组织要求我“脱产”专职做党务工作，于是我结束了求学生涯。1951年，我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起初，我虽在北大工作，但编制不属于北大，属于北京市委组织部。1952年院系调整，我从党务工作转向做教务工作，1984年又去做党务工作，任北大党委书记。

　　时光飞逝，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诞辰，回顾百年建党伟业，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才取得的成果，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并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奋发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作为过来人，我希望青年人珍视这条道路，坚定“四个自信”，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成为可靠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