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韩毓海

　　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看了电视专题片《百年潮·中国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是令我想起了中国梦与北大梦之间的关系。

　　我想，北大的历史首先是寻路的历史，是民族救亡的历史，就是革命奋斗的历史，北大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史血肉相连，北大梦，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梦。

　　百年北大，这一百年主要是在20世纪的范围里。这一百年，地球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引发了两次革命。北大发生过三次运动，都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主题有关。

　　第一是新文化运动。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发生的。从那一刻起，中国人起了一个自觉，这就是：祖宗既有的老路不行了，而西方的道路也不行了，中国必须寻找新路。“重估一切价值”——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就在于“新”字。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尽管取向和观点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要探索一条中国人自己的、“向上走的新路”。

　　“北大是常为新的”，离开了《新青年》，离开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大预科旁听生瞿秋白，离开了杨怀中教授，离开他伟大的女儿、女婿——杨开慧和毛泽东，就不能真正了解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和北大的历史。

　　1921年7月21日，毛泽东等12人，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会，7月31日，会议在嘉兴南湖的航船上闭幕。

　　什么是北京大学的根本优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摇篮、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这就是北京大学的根本优势，马克思既是先进中国人的“德先生”、也是我们的“赛先生”。中国人建立自己的现代知识体系和社会科学体系，这是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的。倘若丢掉了、忘掉了这个优势，就是丢掉了思想、理论、制度和知识创新的根本。

　　第二是五四运动。它的主题就是救亡，即发动和组织全国同胞起来，一起救我们的国家。

　　在数千年的旧帝制瓦解之后，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形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才能使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的共同体以统一而非分裂的方式完成现代转化？我们的前人的回答是：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56个民族的国家在近代所遭受的精神和心灵的苦难，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难以体会的，而这就是我们的前人所担当的苦难和历史使命。五四的健将多是北大的在读学生。其中就包括我们中文系（文学门）的邓中夏，这位书生后来成为洪湖苏区和红二军团的领导人之一，后受错误路线的排斥离开领导岗位，1933年邓中夏被捕，敌人对他说，共产党把你害得这么惨，你究竟图什么？邓中夏回答说，你们这些害杨梅疮的家伙，没有资格嘲笑伤风感冒的人。他牺牲时年仅39岁。

　　另一位五四健将许德珩，他是邓中夏的北大同窗挚友，后来，这位“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与北大哲学系教授邓以蜇结为儿女亲家，20世纪60年代，邓以蜇教授的儿子、曾经任教于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邓稼先主持了中国的核武器工程——东方巨响，两弹一星横空出世，新中国的大国地位由此奠定。什么是中国梦？这就是两代北大人前赴后继的中国梦。

　　第三就是“一二九”运动。日寇猖獗，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中，包括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物理系学生韩天石、葛佩琦、经济系学生邓力群，还包括北平女一中学生郭明秋——她就是“北大家属”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林红的原型。林红当年在狱中的话尤其令今天的北大女生们深思：年青人要多想想国家和老百姓，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痛苦与悲欢，而这正如我们的“第一校友”毛泽东的话总是如此令我们难忘：中国的老百姓是我们的先生，而我们则是他们的学生。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了《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

　　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总书记的讲话，精辟阐述了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之间的深刻关联，总书记号召我们：实现中国梦，亟需当代青年担当历史使命。作为座谈会的参加者，总书记的讲话对我而言是人生重要一课。

　　上星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安排我接受埃及学者白鑫的采访，因为他要写一本书，题目叫做《中国诀窍》，白鑫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与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都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1949年通过革命实现了民族的彻底独立和劳动者的当家作主，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用了短短30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今天的埃及却陷入了政治动荡和经济长期停滞的困境？通过讨论，我们最后发现，一个重要的分别是：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和埃及都遭受了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打击和侵略，但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和信心并没有被击垮，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严重打击了埃及人民的精神和信心，严重挫伤了他们的文化自信，这使埃及这个古老的民族不断丧失梦想，以至于把接受现实作为唯一的选择，在埃及的学者中，甚至还有人把这种安于现状的心态，美化为“被统治的道德”。

　　由此我想到总书记所指出的：实现中国梦，需要伟大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就是指爱国主义的精神，就是指自强不息的精神，而《百年潮·中国梦》中《中国精神》这一集，便很好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国之德谓之大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我想，一个国家如果莫衷一是、行无所规，那就是一盘散沙。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首先就是指在“人心”和精神上站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五四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及北京大学历史上出现的先进人物，他们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圣贤，他们的方向，代表了我们民族前进的方向。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勇作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行者”，此时此刻，我感到我们的五四前人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是：他们不仅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且，只有他们才抓住了五千年来那唯一一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的千载难逢的契机，于是，他们歌唱太阳，也被太阳歌唱着，他们创造历史，也被历史创造着——这就是总书记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机缘”，这就是宿命，也是历史的要求；我们光荣的前人是勤学、修德、明辨、笃行的“大德之人”，因为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苦难辉煌告诉我们：那光芒万丈的路，同时也必定是漫长的、曲折的、崎岖的道路，也正是因此，他们跌倒和牺牲的机会也比任何人都要多得多。北大校徽的设计者鲁迅先生说过：“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而支持他们奋斗不息的精神，正是与祖国、与人民、与天下苍生同心同德的“大同”情怀。

　　“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昨天我们弦歌在一堂，明天我们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诸位同仁、老师们、同志们，今天的北京大学正在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锐意进取、开拓奋进。北大人知道，前进的道路永远不会是平坦的，而面对我们的前辈和我们民族的历史，面对邓中夏们、邓稼先们、“林红”们，作为后来者，我们今天究竟能够说些什么？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说：你们的梦，就是我们的梦；你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与我们的下一代、下几代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们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一起痛苦过、战斗过、欢乐过，现在，要看我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