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突围

云南省曲靖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在进行自动化生产线装配调试。（本报记者 樊世刚/摄）（资料图片）

　　当下的中国，改革是个热词。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样的理念已经深入各个领域。无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或者是民生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都已步入深水区，各自面临利益固化的藩篱，亟须冲破束缚。

　　这也是中国教育事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的一个大概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有一个新的起点——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这个起点使得教育的各项改革在提速，新的矛盾涌现，新的格局形成，新的事物发轫，改革走向深水区和攻坚期的特征凸显。若要为这5年教育发展选定几个关键词，改革首当其冲。

　　“当头炮”便是简政放权

　　教育部门的放权节奏在加快，一项项“含金量”颇高的举措相继出台

　　“每到一所重点高校，校领导介绍起学校，必谈重点学科。”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马陆亭说。一所大学重点学科拥有率的高低，对于高校来说，意味着政府对学校投入的多少与学校在政府和社会中地位的高低。

　　2014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其中，涉及教育的有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等4项。

　　这个从上世纪80年代引导高校学科资源配置的指挥棒成为过去。有学者认为，在此之前教育行政部门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并不涉及核心权力。“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在高校产生不小的震动。”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说。

　　这只是教育部门放权政策的延续。早在2012年10月，教育部“松绑”高等学校设立、撤销、调整研究生院；2013年1月，高校副教授评审的审批权下放。

　　简政放权，无疑是推进改革的“当头炮”。2013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提到，“职能转变的核心就是放权，教育部门放权有两个，一个是使省级政府有更大的教育统筹权，一个是所有政府要向学校放权，特别是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教育部门的放权节奏在加快，一项项“含金量”颇高的举措相继出台：

　　至2015年初，教育部共取消国家重点学科等10项审批，下放13项职责，转移、委托50项职责。

　　今年3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意见》，强调要坚持由省级政府管理更方便有效的教育事项，一律下放到省级政府管理的原则，明确了省级政府七个方面的教育统筹职责，支持省级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设置专科层次学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学位点布局、高职高专招生计划总量等方面，进一步扩大统筹权。这是首次以文件形式对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作出全面部署。

　　以管办评分离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方式改革迈出坚实步伐。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下，如何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教育管理方式创新引领教育发展方式创新？今年5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对管、办、评三方提出明确要求。政府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教练员的现象，将会逐渐成为历史。关键还是政府部门要敢于自我革命，勇于在管理上放权。

　　2014年12月，上海市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进入实施阶段。这对各地各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继“一市两校”之后，广东、贵州等地和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也先后将综合改革方案报送备案。教育部会同中央编办等14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积极协调突破性政策，努力为改革创造良好条件。一位“985”高校相关负责人解读说：“我的理解是：教育部将通过这样的措施，给一些早有准备的高校适当下放办学自主权。”

　　权力下放，得依法行使。大学章程素来被称为“学校宪法”，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今年6月30日，全国112所“211工程”高校章程全部完成核准发布工作，争取到年底基本实现全国高校一校一章程格局。高校依法制订章程，转变管理理念与方式，依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实现自我管理、自主办学，排除行政或个人的恣意。

　　大道至简。推动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给基层学校松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改革就要披荆斩棘，在最难处下手，如壮士断腕，靠改革挖掘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潜力，让改革的红利惠及人民。

　　回应社会关切向痼疾动刀

　　从涉及每个家庭最切身利益的事情破题，让老百姓体会最深的教育变化

　　“免试就近入学，轻轻松松上了家门口还不错的小学，挺好！”北京市海淀区李女士的儿子要上小学了，苦于没关系、没门路，李女士提前几个月就开始焦虑。结果北京市以首次启用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服务系统为契机，对学生信息实行封闭化管理，全方位堵住“条子生”“共建生”，让和李女士情况类似的家长吃了“定心丸”。

　　这是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极为普通又具有代表意义的故事。“免试就近入学”成为这一年幼升小、小升初的关键词。小升初一直是义务教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特别是在重点大城市，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尚不均衡，调整需要时间，利益需求多元，仍不同程度存在“择校热”问题，义务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受到公众诟病，影响了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不利于和谐稳定。

　　2014年伊始，教育部就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提出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合理划定招生范围等10项规定。随后，教育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叫停19个重点大城市的招生乱象，当年就取得阶段性成效，厦门、大连、宁波等地基本实现就近入学；沈阳市主城区在部门行风评议中提升到前列；北京市当年“择校热”大幅降温，就近入学比例小学为93.7%、初中近77%，向全社会传达了力克择校顽疾的决心和魄力。

　　向痼疾动刀，从教育最棘手、最热点的问题入手推动改革，从涉及每个家庭最切身利益的事情破题，这是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周年以来，老百姓感受最直接、体会最深的教育变化。攻坚克难，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凡顽疾，必然陈年累积，集结各方利益，打破固有格局，重建更公正、公平的秩序，冲破的不仅仅是观念，还有体制机制的阻力。

　　同样，“入园难”“入园贵”等热点问题，屡屡刺激公众神经。“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公立园靠关系，私立园靠票子”，绝不是调侃。“帐篷、行军床、长长的队伍，200多名家长在一家公办幼儿园外长达九天八夜的安营扎寨，只是为了给孩子争取一个入园名额……”类似报道时常见诸媒体，这背后是由“入园难”引发的焦虑。据统计，2009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50.86%。学前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短板。2010年11月，为了贯彻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发布，要求从2011年起，各地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了八大学前教育重大项目。截至2014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70.5%，比2009年提高19.6个百分点。“入园难”在全国初步得到缓解。2014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瞄准的目标是未来3年全国基本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2014年，发生被称为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之变”。2014年9月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改革招生录取机制、改革监督管理机制、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等五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推进并完善平行志愿投档方式”，“自主招生试点高校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改革的诸多内容旨在改变考试招生的热点难点问题。

　　2014年底，相关配套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和《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公布，旨在打破“唯分数论”，促使人才选拔从只看“冷冰冰的分”转向关注“活生生的人”。《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对社会发布，自主招生改革“大动作”频出，高考加分进一步瘦身，再次彰显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公平、科学内涵。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破除顽疾，如同鲇鱼，激活一池春水，带动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更加理性、回归自身发展规律的教育生态环境。

　　先行先试先获利

　　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使很多地区走在前列

　　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有来自基层自下而上的鲜活实践，这种两相结合的改革，既满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也表现出局部带动整体的改革推动力。这一点，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和成功所在。与中国经济改革相适应，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改革，也体现得特别充分。有学者呼吁：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创新比改革来得更加重要。

　　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充分尊重基层单位的主动改革精神，使得很多地区走在前列，先行先试先获利：

　　——同样是考了90分的两个学生，哪个学得更有效？哪个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更大？这在以往是难以精准衡量的。然而，对于进入内涵发展“深水区”的上海基础教育，在连续几年参加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举办的基于课标的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监测后，开始构建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体系的本土探索。比起分数，针对义务教育设计的“绿色指标”更关注师生关系，学生的学业负担、幸福指数等，以实现评价学生综合素质和个性特长发展的全面质量标准，并为教育质量进行定期“健康体检”。

　　“有质量的教育”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渴望，但对于究竟什么是高质量的教育，却众说纷纭，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标准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上海的“绿色指标”已走出单纯理论研究范畴，绿色评价的理念已进入校长和教师的话语系统，全面的教育质量观正在形成。

　　——最近，“昆明学院人才店”进驻淘宝网引发社会关注。这家网店里的“商品”有点特别，是65名优秀毕业生，每人标价千元。据昆明学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刘娟娟介绍，“昆明学院人才店”创店的初衷是利用“互联网+”，创新高校就业工作模式，帮助毕业生向社会全方位“秀”出自己，最大限度接受社会检验和企业挑选，促进学生就业创业。据悉，这是国内首批高校毕业生以“商品化”形式亮相。

　　就业也不能老是“三板斧”，不妨开开“脑洞”、尝试新招。2013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到699万人；2014年，这一数字达727万人。2015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将达749万人。在毕业生人数持续攀升、就业岗位缩减、就业市场趋冷的共同作用下，就业人数不断刷出新高，“史上最难就业季”年年被拿出来用。唯有创新才是破解“最难”的良药。

　　——2011年，国家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落户温州，民办教育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分类管理成为这次改革的重点。经过几年的探索，温州初步建立起了一套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管理新机制：对非营利的民办学校给予更大力度的扶持提升，对营利的民办学校给予更多办学空间。目前，温州已有416所优质民办学校，分两批参加了分类登记。分类改革实施以来，激发了社会兴办教育的热情和积极性。社会资本投入温州教育已累计达60亿元，投资额1000万元以上的民办学校新建项目达21个；民办学校引进外省（市）名特优教师达172位，创历史纪录。

　　办学体制改革历来是教育难题，特别是民办学校。各地有不同的尝试，温州的探索虽然还面临法律法规的修正与完善、财务监管机制急需规范等问题，但这为全国启动民办教育分类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

　　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成为很多教育改革的宝贵经验。但是基层的活力是否得到足够的激发？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管理保障机制改革等方面，可以先行先试，突破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让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尊重基层首创，顶层设计吸收大量的民间创新，上下形成良性互动，这在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5年之际，比初期体现得更加鲜明。改革进入深水区，创新也在走向深入、多元。我们更有信心地看到，教育事业在守成、传承，更在崇尚创新、生发壮大。（本报记者 赵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