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变化是鼓励基层创新

　　这5年，相比过去，我感觉最大的变化是特别鼓励基层探索，只要是本着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机制体制探索，都被充分激励。这些基层探索往往带着全局发展的典型问题，因而也具有推广研究价值。

　　我感受最深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民办教育的发展。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尚在修订，但是温州、广东等地已经不再拘泥于过去的条条框框，一些制度性障碍和壁垒被破除。只要是满足老百姓多样化教育的需求，民办学校跟公办学校的待遇差别越来越小。比如，温州民办学校的校长、老师可以按公办学校教师标准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解决了“身份困扰”，这是很大的进步。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尚没有新法出台，但是这类基层创新也为修法提供了案例参考。

　　另一个是中小学课程改革。教育规划纲要里对课改的要求是去掉大一统，删繁就简。只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课标不降、内容不减，可以自己编教材，这在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以前老师们都觉得教材是国家考虑的事儿、专家操心的事儿，哪敢动？但是中国这么大，各地差别迥异，一本教材统天下，是不符合实际的。几年前，我们学校就对小学现有的十几门课程进行了整合，合并为语文漫道、数学世界、英语交流等6门课，自己编写教材，不仅内容整合了，传授方式也变了。我们在学校的这些改革，不仅重庆市很鼓励，教育部也支持，不再是过去的“大一统”，行政上的干预少了。搁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一变化是非常了不起的。 （本报记者 赵秀红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