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重大战略机遇 做好首席信息官制度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 张斌

　　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的物质保障，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总体规模大幅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出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目前占全球比重已达20％左右。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极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大推动了我国现代化进程。

　　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制造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看，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谋划制造业发展，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意在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试图利用低成本优势，加紧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中国制造正面临着发达国家拦截和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双重挑战。“前有虎、后有狼”。从国内看，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正在减弱，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强化，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突出，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总之，无论是应对国际挑战，还是解决制造业长期存在的矛盾问题，进而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都迫切要求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恰逢此时，以信息化和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机遇。一是融合发展有利于推进创新转型。众包、众创、协同创新等基于互联网的研发新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汇集企业内外部创新要素和智慧力量，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降低创新风险，提升创新效率。二是融合发展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减少中间环节、在线整合资源，有力促进了相关企业的集聚化、协同化、生态化发展，企业资源配置能力大幅提升，配置成本明显下降。三是融合发展有利于实现绿色低碳。互联网在制造过程优化和能源管理等方面的广泛应用，能够有效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四是融合发展有利于深化开放合作。互联网加快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的全球化进程，将有力地推动国内企业技术产品走出去和全球资源能力引进来。

　　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我们有不少有利条件。从制造业本身来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体系完整，在一些领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我国找到。从互联网发展来看，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猛，已形成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我们拥有了全球覆盖最广的宽带网络、规模最大的网民群体、增长最快的信息消费和应用市场，互联网、固定宽带、4G用户数均居全球首位，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4家企业进入全球前10大互联网公司，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这样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说是全球独一份，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凭借这一优势，我国产业跨界融合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已经从新闻传媒、网络零售等生活领域，加快向研发、设计、制造等生产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拓展。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融合发展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不少挑战。总体上看，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不少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一是缺乏关键技术。在制造领域，我们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还比较薄弱。在互联网领域，智能传感、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平台这些融合发展的基础也存在诸多短板。二是缺乏安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与产业物理系统安全相互交织，安全边界日渐模糊，设备安全、控制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网络安全面临一系列全新挑战。如何在充分发挥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作用的同时，又建立起安全可靠的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也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三是缺乏龙头企业。新工业革命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特征非常明显。如德国有西门子、博世、SAP，美国有GE、IBM、英特尔等。目前，我国还缺少这样的龙头企业，具备从智能产品到高端装备再到整体综合解决方案全领域覆盖的能力，更缺乏有能力将制造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高度集成、引领未来制造生态发展的领军企业。四是缺乏跨界人才。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融，模糊了产业、部门的界限，这就需要大量融通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和行业专业知识的跨界人才。当前，我国传统产业人才占比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领域高端人才严重匮乏，人才的成长速度远远滞后于发展需要，特别是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领军型人才“一将难求”。另外。在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市场监管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适应，亟需完善和加强。

　　首席信息官是企业信息技术发展的掌舵手，是推动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将在新工业革命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无可替代。《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提出“在制造业企业推进首席信息官制度建设，推进信息技术与企业各项业务融合，到2020年在制造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全面实行首席信息官制度”，这是把握新工业革命重大战略机遇，实现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重要保障。

　　2015年，中国首席信息官联盟对全国860个大中型企业进行了样本调研。结果显示，在860个调研样本中，企业高管224人，占比26%；企业中层636人，占比74%。研究发现，目前在中国，对于“首席信息官”岗位有明确设置的大中型企业不多，职责范围定位清晰的更是少之又少。与“首席信息官”岗位相对应的职位主要包括：信息中心主任、信息化部部长、信息技术部总经理、信息技术部主任、IT总监、技术总监等。整体来看，中国首席信息官在企业中地位偏低，权限较小，主要负责技术；对于企业信息化建设而言，大多只有建议权，未能参与到企业战略发展的整体决策中，在规划和指导层面缺乏权威性，且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技术和业务以外的其他干扰因素，导致工作容易陷入被动，从而使得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

　　这样的现状显然与我国两化深度融合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与国家 《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战略部署不相匹配，没有能够有效发挥出首席信息官应有的作用。其核心问题是企业组织建设严重滞后，首席信息官职位定位不够清晰，与我国当前所处的信息化时代大背景不相适应，需继续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观念转变。加强宣传培训，使广大企业的一把手首先从思想意识上加大对首席信息官的重视程度，理解首席信息官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建设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在企业经营和管理落实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有效开展。

　　二是制度保障。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通过行政法规的颁布，全面推进中国首席信息官制度建设，在企业高层中明确设立首席信息官职位，明确其职责和任务，并设置分级的组织机构，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专人负责的管理制度，以保证企业信息化建设健康有序。

　　三是培训教育。面对爆炸式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日益复杂的产业竞争环境，精准定位，建设一套完善的知识培训体系，开展有计划、成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的首席信息官能力素质培训。规定首席信息官应当具备的核心能力。根据核心能力，组织院校和产业界专家共同编写教材、组织培训，并制定合理的评价评估标准，以保证首席信息官的能力能够胜任岗位职责。

　　四是组织带动。建立一个系统化的、能够有效凝聚首席信息官力量、充分发挥首席信息官价值的广阔平台，以期促进解决我国企业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入融合中遇到的问题，加强产业间、地区间的相互配合，整合资源，实现业务协同。这就需要在现有国家级平台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依照企业类型和地区，建立分协会和分联盟，例如央企首席信息官分联盟、非公有经济企业首席信息官分联盟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共同推进、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