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教育自信，迈向光荣与梦想

国家督学、浙江大学教授 方展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为我们描绘了“两个一百年”的强国战略：“从二○二○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0二0年到二0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0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走向新时代的强者宣言，这是龙的传人的巨人自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事业同样蒸蒸日上：教育投入得到空前增长，教育教学设施有了显著改善，教育改革创新成为工作常态，教育内涵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教育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实现持续提升。我们有理由坚信，在“两个一百年”的伟大进程中，教育事业必定会为中国梦的实现发挥更大的基础支撑和战略支撑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清楚的认识到，教育事业中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学校教育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教育改革任重道远。

　　一、尽快将教育的“外延发展”模式切换成“内涵改革”模式，实现从“做大”到“做强”的战略性转移，在“优”字上做文章，在“特”字上下功夫，走出一条教育的中国道路。

　　曾几何时，我国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有书读”这一历史性难题，因而规模扩充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选项。在各级各类教育已经或即将普及的当下，“读好书”的矛盾突显，教育公平成为新的发展使命，原有的“外延性”发展模式亟待向“内涵性”发展变革，相应地，原有的发展思路也亟待进行调整和创新。

　　公平教育不等于均衡教育，更不等于均等教育。公平教育有两大含义：一是优质的教育，是人民感到满意的高水平的教育；二是多样化的教育，是人民从中可以加以选择从而能满足个性化诉求的教育。在“优”字上作文章，需要花大力气不断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就当下而言，极为重要一点是占领现代教育技术这个“制高点”，全面丰富教育科技含量，通过数字校园建设创设学生多样化学习、自主性学习、拓展性学习的教育新平台，努力实现传统教育模式向现代育人模式的转换。其中，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方法的创新，考试评价的变革是重中之重。在“特”字上下功夫，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切实推进简政放权工作，引进“第三方”评估机制，让校长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教师有更大的课堂探索权，让学生有更大的学习选择权。要高度重视“校本化”的办学设计和内涵建设，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丰富教育资源与渠道，努力开发除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第三教育空间”，从教育“供给侧”改革着手不断彰显教育的选择性。

　　二、精确对接强国战略，在全面普及基础教育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英才教育”的特殊规律，创新“英才教育”的新体系、新机制、新形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绿色通道”。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一流的精英人才的培养。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我国目前的教育格局基本上属于“普及型”的，因此具有“普惠式”的特征。为了适应强国战略任务，我们需要探索、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才教育”模式和体系。

　　根据心理学的经典研究，人类的智力是呈正态分布，即绝大部分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智商处于常态水平，同时高智商人群和低智商人群也分别有百分之几。高智商人群， 是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源之一。高智商人群的个性特点和成长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特殊性，现行的教育体制并不能充分适应高智商人群的培养，这也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困惑所在，当然也是现行教育制度发展不充分的症结所在。因此，国家要组织力量研究“英才教育”的特殊规律，在整个教育的布局上要为“英才教育”留有空间，积极尝试、探索“英才教育”的专门化机构和教育机制。建议有关部门将“英才教育”的实施摆上人才强国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并在国家层面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创建以“英才教育”为主旨的体系与院校，制定专门的办学标准和教学计划，构筑创新型人才的“绿色通道”。

　　三、坚定理论自信，梳理中国千年教育文脉，秉持传承与创新，不断总结提炼教育遗产和当代实践，系统构建“中国道路”上的教育理论“高架”，引领中国教育迈向世界之巅。

　　教育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与引领。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气派的教育理论体系一直是学界的梦想，但这方面的进展始终不尽如人意，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已滞后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缺乏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些人“言必称希腊”，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崇洋媚外，妄自菲薄。

　　我国近代以来的学校教育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其源头是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学校制度的移植。在引进所谓的“西学”过程中，也全盘引入了西方的一整套教育理论。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在“以俄为师”的方针下原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说成为我国教育理论主流，“十年文革”后又在“国门开放”的背景中大量引进欧美、原苏联的教育思潮和学说，压抑了理论自信，挤压了教育理论自主建构的空间。

　　我国有着丰富而深邃的教育理论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倡导“启发诱导”，墨家探索科技教育，道家强调以“自知”、“独见”为核心的自然主义教育，一时间百家争鸣，睿智纷呈。国内有教育史学者研究认为，“以学论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例如，在《论语》中，“学”字通篇出现64次，而“教”字仅仅出现7次。孔子教育思想核心是“因材施教”，其主要方式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这一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不知何故，诸如“学生为本”、“学为中心”之类的教育主张现在成为“国外先进理论”。

　　学界需要坚定理论自信和教育自信，努力传承中国丰富的教育文化历史遗产，同时充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伟大实践，科学探索并系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打造中国道路上的中国教育理论“高架”，引领中国教育迈向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