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 点燃青春 照亮时代

　　本期关注：高考改革推动社会发展

　　走在山西平遥的大街上，平遥实验中学校长杨汝生时常会和大家热络地寒暄，而在平遥宁固，有很多须发花白的老人都是杨汝生父亲杨毓秀的学生，杨家三代23人都从事教师职业，很多上完大学回来建设家乡的人谈起杨老师，都充满了感激，大家都明白了最简单的道理，“上学才有出路啊”。

　　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高考制度不断完善，向着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向努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累计有2.28亿人报名参加高考，高等教育已培养了9900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

　　高考在为国家输送大量优秀人才的同时，见证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持续照亮着中国的前程。

　　恢复高考

　　万千家庭的期盼与梦想

　　回首往事，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康克军依旧对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10月记忆犹新。

　　1977年，康克军21岁，是河北省张家口市邮电局的一名工人，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班，月收入20元。他平时喜欢无线电，常帮邻居修收音机。

　　他的生活仿佛早就规划好了：再过一年就出徒，两年后达到一生的“顶点”——二级工，每月挣36元，一直到老……

　　命运的改变发生在那年10月。

　　1977年10月，报纸刊登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全社会一下子沸腾了，考试上大学，这可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

　　最终，康克军在这次考试中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从此改变了命运。

　　2018年11月19日，由中央电视台二套推出的纪实财经人物纪录片《遇见大咖》里，IDG全球董事长熊晓鸽见到93岁的著名电化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他郑重地向老人鞠了一躬——

　　“我们一代人都感谢你。”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7年8月6日那个炎热的下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几十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员，查全性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讨论，此次会议决定招生会议重新开，高考当年立即恢复！

　　这一消息应该说是1976年10月结束十年“文革”后，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个引起最大反响的事，神州大地像初春般增添了一抹青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批解放前后出生的普通孩子开始有机会向大学校门进军。

　　可就在这时，中国掀起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运动，大学被停办和关门，黑幕不仅笼罩在国家上空，更遮蔽着一个个学子和家庭的命运。

　　1977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44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

　　当年冬天，全国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人数达到1160万。这意味着中断了十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制度至此全面恢复，重新疏通了中国社会的人才向上流动通道。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恢复高考制度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标志着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

　　自学考试

　　从无到有的开放大学

　　北大附中副校长张思明1989年被公派至日本岗山大学教育学部进修时，日方的老师介绍他：“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

　　张思明站起来更正说：“虽然我的毕业证书上盖着北京大学的图章，但是我是自学考试的毕业生。”

　　张思明想告诉他们，他毕业于一所全世界最大的“开放大学”，在中国有很多通过自学考试来实现接受高等教育目标的青年，而且他们中间有很多是非常出色的。

　　和张思明一样在中国的“开放大学”里求学的学子有近两千万。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分年龄、性别，也无论学历、职业，他们孜孜求学、苦读不辍。

　　而这既是时代的选择，又是时代的必然。

　　面对被“文革”耽误的成百上千万青年如饥似渴的学习愿望，面对造就与选拔经济和文化建设急需的大批合格人才的时代重任，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具备的规模和条件，远远不能承载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

　　1977年，我国平均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仅为5.6人。1980年，全国职工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还不到职工总数的4％。无论是总体发展规模，还是其现代化的程度，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都远远地落在了与我们同处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后边。

　　受这种情势“逼迫”，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教育部着手组织研究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报告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要求各省（区、市）遵照执行，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四省市先行试点，摸索经验。1984年，自学考试向全国推开，到现在已有35年的历史。

　　35年前，自学考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为中国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没有围墙的开放大学”。

　　对于无数和张思明一样通过自学考试走出来的学生来说，自考不仅仅是一张文凭，更是一个个面对孤独、克服困难的故事，也是一个个普通命运被改变的故事。

　　大学的5年时光，张思明所有的星期天和寒暑假都是在考场和图书馆度过的。靠着那股韧劲，1989年他在考取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在职研究生的同时，赴日本学习数学教育。在国外，他完成了用英文撰写的教育论文，被吸收为日本数学教育研究会的国外会员。

　　在自学考试的行列中，你会看到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面孔，会看到身残而志不残的强者，也会看到耄耋老者的身影。不为别的，只是要证明给自己看：自学同样能够成才，学习可以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知识可以让生命变得充实。

　　在这群队伍里，有曾在呼和浩特大黑和奶牛场当养牛工人，后成为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牛根生，有曾经是一名小护士，之后却在中国信息产业界开辟了无数个第一的TCL信息产业集团总经理吴士宏……

　　到1988年下半年，全国有560多万人参加了200多个专业的自学考试，有28万多人获得本、专科毕业证书。自学考试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被耽误的一代人补偿教育之后，又在90年代为上千万高中阶段毕业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新途径。

　　高校扩招

　　高等教育步入高速发展期

　　“我不后悔当初谏言！”每当被问起自己谏言推进高校扩招的举动时，现任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都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1999年高考比之前一年扩招52万人，增幅超过此前十年之和。汤敏当时是建议人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左右。随着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人才培养的速度和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1999年6月16日，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招33.1万人，这样当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达到153万，招生增幅达到42%。

　　那段时间，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今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的标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高校扩招成为1999年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教育政策之一。

　　继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2000年高校继续扩招，并向西部地区倾斜。

　　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曾谈到，高校扩招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高考录取百分比徘徊在个位数，到了80年代末变成百分之十几。1999年的高校扩招给无数考生及其家庭带来了希望，尝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滋味。

　　来自教育部的一组数据表明，1998年我国高校招生人数为108万人，随着1999年全国大规模高校扩招，2006年这一数字变成504万人，2007年达560万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800多万人。而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也达到834万人。

　　这一系列的数字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少数人才拥有的“奢侈品”。

　　高教普及

　　个人到国家命运悄然改变

　　2019年暑假，清华大学的一则招生宣传片在朋友圈流传——《从一到无穷大》。

　　影片里，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请来了一些清华同学：有的是1949年以来家乡县城中的第一个清华学生；有的是清华女篮的第一批队员；有的在攻读博士期间得知中国芯片进口额连续十年超过石油后，把国家需求和个人发展紧密结合，至今奋斗在人工智能芯片研发领域……

　　这些人看似人生境遇不同，但薛其坤和这些清华的同学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代表着中国无数家庭中的第一个。

　　今天，超过70%的在校大学生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

　　1963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的薛其坤曾经带领团队率先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取得了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成果。彼时他却只是齐鲁大地上的一个放牛娃，对于薛家，家里出了个大学生，是破天荒头一遭。

　　然而“破天荒”的薛其坤，求学之路却并不顺利。他曾两次考研失败，数学和物理只得了39分；但挫折没有打倒他，反而激发出他的斗志。

　　如今，有接近一半的同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2019年高考，有1031万考生参加，录取率超过80%。

　　42年来，高考录取率不断提高。一个跳跃性的历史转折点是1999年的高考扩招。在报考人数降低的情况下，1999年的录取率从34%骤升到56%。

　　即便如此，1999年，仅有9%的同龄人获得这个珍贵的机会。201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数据表明，已经有1.7亿中国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总量上与美国相当，但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却相去甚远。

　　“祖父母是文盲，父母初中毕业，而我是大学毕业。”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说，她一家三代亲历了中国教育70年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80%为文盲，当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0.26%。文化水平过低，成为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阻碍。

　　2019年，教育部宣布，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这意味着将有一半以上适龄青年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回首往事，高等教育改变着个体和家庭的命运，而这种改变是一步一步进行的。

　　在招生形式上，高考改革在国家发展的需求中积极求解——

　　从1983年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到1985年“双轨制”和“自费生”出现，再到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

　　在考试形式上，高考改革在民众的期待中摸索前行——

　　从早期理科7门、文科6门的考试科目，到1999年开始推行“3＋X”的科目设置，再到2017年上海、浙江试行的“3＋3”考试科目……

　　在兼顾公平上，高考改革在国家的发展中逐渐将教育的天平摆正——

　　从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到2014年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5.6万名学生在居住地参考；从2012年开始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到2015年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确规定……

　　新中国成立70年，高等教育从教育的“奢侈品”成为“大众消费品”，这让无数从未出过大学生的家庭走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的命运因此而悄然改变。

　　在70年的岁月长河中，高等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选拔出数以千万计的人才，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奔赴到社会各行各业，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推动社会不断向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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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改革历程

　　从1985年开始，减少科目就成为高考改革的一大趋势。同年，国家教委将理科、文科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并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1989年8月，国家教委决定将标准化考试逐步在全国推行。

　　1993年，国家教委推行高考科目“3+2”方案改革，强调考查基础知识，同时注意考查能力。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2014年，教育部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中，“3+3”成为部分省份高考的新模式。学生不再分文理科，根据高校公布的分专业(类)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自主选择选考科目。

　　2019年，第三批进入新高考的八省市充分考虑本地原有高考模式、基础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和学科专业布局等因素，提出了“3+1+2”选考科目方案，在考试时间、录取方式上进行了多种新的探索。（本报记者 刘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