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腾飞路 职教领风骚

——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奠基“中国制造”

　　十年来，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工作起薪大幅提高，“毕业就上岗、技能挣高薪”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十年来，职业教育培养了7265万技术技能人才走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他们进入各行各业，成为支撑中国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产业大军。

　　十年来，职业院校平均每年输送700万拥有相应学历文凭及中级以上职业技能的人才，为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作出了贡献。

　　十年来，职业教育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形成了推进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思想体系，实现了中国职教持续十年的高速发展。

　　职教招生创新高

　　如今，云南昆明的王先生心里已经为明年升学的儿子看好了一所职业学校：“我就盼着孩子能上个好的职业学校，学会一门技术，比什么都实在。”随着职业教育的飞速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动上门到职业院校求学。这样好的招生情况，10多年前想都不敢想。

　　2001年秋末，在四川乐山的某个村子里，连续招生3天的某职校教师胡明终于支持不住了，在村头放声大哭，决定辞职。“招生一无所获。老乡一听我是职校的，门都不让进。所有人都认为，职业学校学不到啥子，娃娃只有考大学才有出路。”胡明说。

　　胡明“招生难”的遭遇并非个例。那几年，职业教育的生源下降得很厉害：1999年比上年少招生46.25万人，2000年又少了64.40万人，2001年再次减少14.24万人。与1997年相比，2001年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分别下降23%和14%。

　　如果没有人上职校，“中国制造”靠谁来制造?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满生看来，“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近2.6亿从业人口中，技能型劳动者仅占32.9%，且技术等级偏低，初级工占43%，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4%。而中国的经济增速保持在8%以上，数控技术应用领域操作人员每年需增加100万人左右，汽车维修行业每年需新增30万人，护理人员每年需新增15万人，这些领域的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必须靠职业教育来解决。

　　黄尧，时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对当年的情况有两句总结：“矛盾相当突出。一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行各业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状况相当突出;二是担负着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任务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缓慢，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重申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方针。2005年，温家宝总理再次主持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同年，教育部提出，“力争200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在2004年的基础上增加100万。经过几年的努力，到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规模大体相当”。

　　职教人奔走相告，“冬天过去了，春天真的来了”。第一年中职扩招就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河北省中职招生40万人，扩招13万人，超额完成3万人;天津市中职招生7.4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52.14%;而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中职招生超过50万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完成了扩招100万人的既定目标。

　　之后，招生一路凯歌。到201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870万人;2011年，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又创新高，达324万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

　　“有了生源，职业院校才能发展。10年来，职业教育为国家输送了7265万技术工人，大大提升了我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成为支撑中国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产业大军。”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继平说。

　　当年辞职后，在企业干了10年的胡明，今年准备再次回到职业学校当兼职教师：“职教发展，我也有了用武之地。我要把企业里最新的知识带回学校，支持职业教育再发展。”

　　国家资助促学业

　　10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越扩越大，来自农村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对其中的一部分学生来说，就读职业院校的第一个门槛，就是钱。如何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加大对学生的资助刻不容缓。

　　以中职学生为例，2011年，全国中职学校招收的810万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占到总数的90.21%。其中，大约有一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不超过3000元。这些家庭亟待国家的支持、资助政策。

　　温家宝总理指出，“职业教育是面向社会各个方面，面向各个阶层，面向人人的”。特别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平民。2007年，党和国家进一步完善了中职资助政策体系。按照国务院部署，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政策自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资助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所有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每年1500元，主要用于生活费开支，国家资助两年，第三年实行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各地还通过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了国家资助政策惠民效应的“最大化”。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财政等部门密切合作，将全部技工学校的学生纳入资助信息管理系统;重庆则在六个区县率先探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等。湖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姜旭萍介绍：“我省抓住国家出台学生资助新政这一机遇，建立了覆盖面广、机制健全、形式多样、功能完善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体系。”

　　2009年，国家再一次扩大中职资助范围，对中职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费。

　　提起国家资助政策，来自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糯良乡翁不老村的学生家长陈立华带着浓重的佤族口音说：“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只能让儿子务农了，是国家给了他学技术的机会。”这样的经历是许多被资助家庭的一个缩影。“十一五”期间，中央和各地方财政共安排600多亿元，让90%的中职学生享受了资助。

　　“国家资助上职专，就业创业出路宽”，“资助政策就是好，就读中职花钱少”，在海南、四川、安徽等一些地方，像这样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被当地群众竞相传诵。

　　在中职资助体系逐步完善的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高职学生的资助。他们与本科学生一样，可以享受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各项奖补政策。现在，20%的学生能享受资助。

　　资助政策圆了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梦，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近5年来，中职生就业率一直在95%以上，高职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也达到了87%，同时，毕业生的起薪还在不断提高。

　　提升质量重能力

　　没有一流的职业教育，就没有一流的技工;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中，职业院校质量的高低事关国家发展。10年来，职业教育不单走过了一条扩招之路，更艰难地走过了一条从学科本位向职业能力本位转型的质量提升之路。

　　“在招生规模快速增长、学生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学校软硬件设施短缺的矛盾凸显出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职教处处长高应举所说的“矛盾”，在当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职业院校专业教师少、双师型教师比例低，有的根本不能操作本行业最新的生产设备;教学设施老化或者严重缺乏，学生只能在黑板上学技能。

　　面对难题，国家迅速决策，在规模发展的同时，注重质量的提升。围绕现代产业的转型升级，积极推动职教改革。

　　从2002年10月至2004年2月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教育部就职业教育如何推进“产学研结合”和“产教结合”的主题连续召开4次全国性的大规模、高规格会议，被称为“战线上罕见的举措”。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强力推进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融合的决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合作”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

　　2000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1000个县级职教中心、1000所示范性中职和1000所示范性高职建起来了，50万人次的国家级基地教师培养培训项目启动了，5000名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校长参加的专题研修班开班了……2005年出台的“四项改革”、“四大计划”和“四项工程”，让职业院校的基础能力建设上了新台阶。

　　之后的几项创新综合制度对提升职教质量至关重要：由教育部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7个部门和单位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形成合力，支持职教发展;由各级政府整合资源，积极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实现企业、行业、学校紧密对接;由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紧扣市场需求，举办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以赛练兵。

　　要钱给钱，要资源给资源，要政策给政策，多少个部门拧成一股绳，就是为了职业教育大发展。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千方百计为职业教育发展提速。

　　“再难也要改!”天津加大职教投入、破除体制障碍，建立起了新型“大学城”——海河职教园区。按园区内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实行职业教育资源共享，鼓励园区内院校之间教师互聘、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痛苦的转型换来的是学生技能水平的大幅提升。2012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钱宁、李扬在强手林立的“高职组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赛项上摘得冠军。在场的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技术支援部部长蔡建国吃惊不已：“没想到职业教育能培养出这么顶尖的学生，他们对智能电梯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工程师的水平。”听到这样的评价，指导教师单磊感触很深：“如果没有这些年在教育质量上下的苦功，我们不可能培养出得到世界一流企业青睐的学生。”

　　面向人人受欢迎

　　李斌，瑞华皮革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年薪50万元;鲜成雄，成都金小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年创利润800万元;曾敏，松下集团西北总代理，年薪50万元……这些高薪人才皆来自同一所学校——四川省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农民工培训班。“职业教育是脱贫致富的捷径。”鲜成雄说。

　　职业教育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还要从1997年说起。从那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农民问题事关国本，立刻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如何尽快增加农民的收入?有两个办法最为有效，帮助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或使其转型融入城市。这就必然要求教育部门开展面向“三农”的职业教育，为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创造条件，为现代农业造就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2002年至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连续8个文件均提出要加快或重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和农民脱贫致富，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帮助他们在城镇稳定就业”。

　　“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扶持建设了1000个县级职教中心和一大批涉农院校及农业专业点，构建起覆盖广大农村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面向农民的职业教育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在河北，教育厅牵头实施了“农村改革发展带头人”和“农民科技致富带头人”的“双带头人”培养工程，把中职学校办到了农民家门口。

　　在陕西，省政府相继启动“人人技能工程”、“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工程”，提出“让农民人人有技能”的目标。

　　开展农民培训，最重要的是让农民得实惠。在河北藁城市职教中心的课堂上，村民们正在给农学专家出题。“给教授出题，有趣又有用，这样的培训，俺愿意来。”村民刘宝乐得合不拢嘴。

　　“十一五”期间，有2500多万农村新生劳动力接受了中等或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城镇工作，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85亿人次，年均培训进城农民工2000万人。

　　在“面向人人”的定位下，职业院校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承担了再就业人员的培训工作，成为再就业人员的培训基地。10年来，职业院校开展下岗工人培训、转业军人培训、库区移民培训、企业员工再培训等超过6000万人次。

　　“现代职业教育不能只是就教育论教育”。这些年，一直为职业教育奔走呼吁的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职业教育必须积极主动地服务于产业的发展、服务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这既是举办职业教育的目的所在，也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