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再进化

5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学生参加环卫机器人挑战赛。（华雪根/摄）

　　◇信息化时代，长期以来的知识传递式基础教育正面临越来越大挑战

　　◇把基础教育的发展重心从“育分”转向“育人”

　　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石，基础教育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

　　“没有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就没有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说，“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坐标上看，现在的中小学生，到2035年、2050年正是干事创业的好年龄，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骨干力量，因此基础教育必须着眼长远，把主要力量聚焦到提升质量上来。”

　　2018年1月以来，我国先后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四个《意见》构成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完整顶层制度体系，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张志勇说。

　　回应时代新要求

　　基础教育全面聚焦质量提升，源于教育形势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

　　首先，各级各类教育普及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中上国家平均水平，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据教育部资料，2018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81.7%、94.2%、88.8%，分别比2012年提高了17.2、2.4和3.8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意味着外延发展已不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主要矛盾，必须转向内涵发展。”张志勇说。

　　其次，受教育资源发展不均衡和城镇化驱动叠加影响，区域教育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凸显。张志勇认为，现阶段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较大，优质教育资源普遍集中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及各省的县级以上城市，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的教育发展水平普遍较弱，经济社会文化地位较高的家庭与较低的家庭子女相比，受教育水平的差距也是不断扩大的趋势。

　　这种差距，一方面导致农村学校“空心化”，甚至有些学校只有一两个老师和几个学生，很多教学活动难以开展；另一方面，城镇学校“大班额”“超大班额”问题突出，有些小学一个班甚至近百人，老师难以兼顾每个学生，教育质量堪忧。张志勇认为，这种情况下，唯有不断做大优质教育的“蛋糕”，促进优质均衡，极力缩小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差距，才能化解这些新矛盾，解决这些新问题。

　　再次，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大批高质量人才尤其是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支撑。但从用人市场反馈来看，高校和职业院校输送的人才普遍在创新精神、动手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上存在短板。业内人士分析，这一问题表现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实则与基础教育有极大关系。

　　张志勇分析认为，我国基础教育的育人方式普遍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重应试轻素质。与此同时，中高考实行的仍然主要是基于知识测评的淘汰式分流——不是根据学生兴趣、特长、潜能等素质分流，而是单一根据考分高低分流：分数高的走普通教育通道，分数低的走职业教育通道。这抑制了学生对自身兴趣特长的关注，也阻碍了学生全面发展和潜能发挥，制约了人力资源开发水平。

　　最后，信息化时代的冲击让基础教育转型变得更为迫切。张志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信息化时代，人人、时时、处处学习知识已成可能，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实施的知识传递式教育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唯有重新思考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才不至于被信息时代蓬勃兴起的新技术所替代。

　　显然，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

　　从“育分”转向“育人”

　　教育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在于突出立德树人导向，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把基础教育的发展重心从“育分”转向“育人”。

　　今天的各大中小学，尤其是高中，多数老师上课采用讲解和习题训练、模拟考试的方式，呈现出“上课多，作业多、考试多”的特点，这种方式还是“育分”思维主导，容易让学生视高考为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旦登顶即陷入迷茫，失去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一些大学生甚至出现“空心病”问题。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认为，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使命在于引导学生涵养立人之品、掌握学习之法、发掘创新之道、厚植责任情怀，而这些仅靠上课、做作业和考试难以完成，需要变革育人理念和育人方式。

　　育人先育德。近两年，为给学生成长打好精神底色，全国各大中小学纷纷加大了思政课力度，不仅大力度配足配齐思政教师，还不断在创新思政课内容形式让学生入脑入心上下功夫。去年10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中小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受访人士指出，德育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既是应对德育工作重视不够的挑战，也预示着德育工作将迎来新的机遇。

　　育人需要五育并举。2018年，我国重新确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新育人体系。此后，强化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成为教育强音。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强化对学生爱国情怀、遵纪守法、创新思维、体质达标、审美能力、劳动实践等方面的评价。业内专家认为，这些新部署将为五育并举而非智育独大提供支撑。

　　育人重在激发人的潜能。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杨振峰认为，普职融通、选课走班等举措，预示着迈入高质量的教育将更注重拓展学生的多元发展通道，让每个学生都能发挥潜力发掘自己所长，体现了教育对学生个性多样化的尊重和教育本质的回归。“教育的本质不是择天下英才而教之，而是让每个受教育者的智慧和潜能都得到发展。”杨振峰说。

　　育人需要培养人的核心素养。受访专家认为，应对21世纪变化的加剧，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这其中不变的，就是教育始终要聚焦核心素养，培养适应学生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等。教育部2018年1月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已首次提出各学科核心素养，将引导教育更加注重家国情怀、个人修养、社会关爱、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的培养。

　　从重物走向重人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另一要义，是把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让教育的资源配置从“重物”走向“重人”。

　　张志勇告诉本刊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长期处于生存型教育阶段，教育投入的战略重心一直着眼于增加学校教育资源的供给，努力为每个孩子提供受教育机会。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后，教师的关键作用将更为凸显。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第一个系统部署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同年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致力于用5年左右时间办好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院校和师范类专业，这被业内视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机遇。

　　据记者了解，教师队伍建设目前面临数量短缺与水平不高的双重矛盾。这一点从PISA（国际学生评价项目）2018年测试可见一斑。该测试是世界上规模较大、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基础教育第三方评价项目。结果显示，我国作为一个整体去参评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的师资短缺指数为0.75，高于OECD平均水平，排第3位。其中，城市学校为0.44，乡镇学校为0.98（指数为1，越接近1表明越是短缺），可见乡镇师资短缺问题还较严重。与此同时，四省市的高学历（硕士和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仅7.8%，在参测国家地区中排第65位。

　　专家指出，数量短缺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小学教师地位待遇不高，职业吸引力不强，而水平不高则是源于教师教育体系不够完善。

　　张志勇介绍说，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师范教育体系改革，让教师来源从过去相对封闭的师范院校拓展到综合类高校，但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教师职业的准入门槛——大学生不用经过专业学习和专业实习，只要考取教师资格证书就有资格加入教师队伍。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师范教育昔日的精英传统更是饱受挑战。

　　张志勇提出，未来特别要在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和完善教师教育体系上见真章。其中，教师待遇要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同时要为高学历人才进入基础教育创造良好条件，要通过提高教师入职学历来恢复师范教育的精英传统。“只有让优秀的人做教育，才能实现优生优育。”张志勇说。

　　过去的终点变为新的起点

　　迈向提质新阶段的基础教育还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

　　最紧迫的是幼儿园学位短缺。以山东为例，据测算，2019年起山东省开始进入入园高峰，2021年达到峰值，预计适龄儿童将达到516万，学位缺口约170万。

　　2018年11月，我国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对学前教育做出顶层设计，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

　　愿景近在咫尺，攻坚刻不容缓。在过去一年中，教育部对城镇小区配建的幼儿园未按规定办成公办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的行为，加大整改力度。经过各地集中攻坚，截至2019年12月20日，在前期摸排出2万所需要治理的幼儿园的基础上，各地已完成1.7万所幼儿园的阶段性整改任务，占总数的8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姜瑾表示，抓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和规范管理，是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最经济便捷的途径，对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于全面两孩战略意义重大，未来还要继续加大整改力度，确保人民群众有普惠园上。

　　其次是“乡村弱、城镇挤”问题。如今的城乡教育，一边是“农村空壳学校”多，乡村教师招不来、留不住；另一边是城镇中小学“大班额”“超大班额”居高不下，这些不匹配映照出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发展不均衡的短板。

　　近年，国家通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预计在2019年底使全国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底线要求”，达成“基本均衡”的目标，但过去的终点随即变成新的起点。

　　2019年10月，教育部正式把教育均衡的目标从基本均衡转到优质均衡。

　　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于“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规划，业内专家认为，义务教育均衡的统筹层次也应进一步提升，逐渐从县域均衡向市域、省域推进，届时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均衡，就会有效改善当前“农村弱、城镇挤”的问题。在这里，关键是要通过提升统筹和管理层次，提高、强化对薄弱地区、乡村地区的支持和保障力度。

　　再次是育人方式和效率的短板。2018年的PISA测试数据显示，我国四省市学生每周在语文、数学、科学三大科目上的学习时间均在5小时左右，居国际前列，但三科学习效率在国际上却分列第44、46、54位，可见我国教育中还存在“磨洋工”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三科学习时间占总课时数的比例达47.6%，也居国际前列，挤压了学生在美术、体育、音乐、社会等课程上的学习时间，学习领域结构出现失衡，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近两年，国家大力推动中小学减负，不断要求各地教育机构为学生减去强化应试、机械刷题、超前超标培训等不必要、不合理的过重负担，增加德美体和劳动实践，目的就是要推动育人科学化水平的提升。

　　张志勇强调，优化育人方式改革，除了强化综合素质评价改革以外，须大力推动教育政绩观改革，不能简单以升学率和“北清率”衡量教育成果，而要以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增值性发展评价学校和老师。除此之外，命题改革也有很大空间，不能以固定题型为主，而要强化多元自主命题。“固定题型一定程度上是变相鼓励刷题，而多元自主命题有利于倒逼学生注重核心素养发展，以不变的能力培养应万变的题型应试。”张志勇说。

　　提升教育质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站在新起点上的基础教育，只要谋划有方、足下有力，就能迎来美好前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