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参加教育部今年的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教育部今年实行“定时定点”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按照年初的约定，每一个月的25号的下午三点我们将在这里准时与各位记者见面，但是由于本月的25号是周六，所以我们就顺延到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15:07]
[王旭明]：一直以来，我有一个非常固执的观点，我认为虽然现代社会媒体繁多，信息爆炸，但是在人们精神生活的层面，仍然缺少令人深思与令人感动的东西，我感觉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浮躁，廉价的愤怒以及庸俗无聊的欢乐，我觉得这些东西有一种蔓延的态势。此时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媒体理应承担起发现感动、挖掘深刻的责任，及时、准时、全面、有效地把正确的信息传达给广大受众。 [15:08]
[王旭明]：我在准备这次新闻发布会，查阅报道的时候，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了有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先说“深刻”。近期教育最大的事情、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我认为近期我们国家的教育最大的变化、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按照国务院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的要求，今年开学初，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将中小学生全面免除学杂费。这是一件带有革命性的、非常大的在我们国家教育史上非常大的变化。这也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政策，我注意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 [15:10]
[王旭明]：我特别感到，《中国教育报》题目做得特别让我感到高兴。题目叫“新的学期到学校，两免一补真热闹，爸爸妈妈开怀笑，同学乐得呱呱叫”。这是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同时我还特别地感谢《光明日报》有一大版里有一个图文并茂的报道，题目是“孩子你的学杂费免了”，同时在它下面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就是我们媒体最近十分关注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教育公平又进一步。大家一直在议论教育公平，从这个角度切入论证教育公平的，似乎不多见。 [15:12]
[王旭明]：我还有一个例子，在上周四，也在这个地方我们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发布会的内容是《国家教育督导团2005年督导报告》这个报告是既十分专业，又对中国教育进行深层次思考。我看到尽管有些媒体表示出令人可以理解的冷漠，因为有些媒体是在浅层次上活动的。但是还是有不少媒体，从中挖掘到了很深层次的东西。 [15:13]
[王旭明]：《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出了消息，还配发了评论“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在这里特别高兴地注意到了外地有一张报纸《文汇报》，它对这个问题的报道，足以令人震惊，报道是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缩小。专家解读督导报告，投入不足，是乱收费的根源。现在谈乱收费的很多，但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分析教育乱收费根源的似不多见。所以这些足以说明，我们这些媒体，不仅仅是在浅层次，而是在深层次上，深刻分析着教育上发生的新闻事实。 [15:15]
[王旭明]：我们再说“感动”。近期大家注意到，我们教育部先后宣传孟二冬教授和天津工业大学学生徐伟的事迹，尽管不少媒体对此同样表现出了可以令人理解地冷漠，但是也有不少媒体，从不同侧面报道了两位教育系统千万师生的优秀代表，令人感动不已。我们以报道优秀大学生徐伟的事迹为例。 [15:18]
[王旭明]：《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新华网、人民网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我特别提出有一篇《中国教育报》报道，过去已经报道徐伟的事迹，但是在我们请徐伟到教育部接受记者采访之后，又做了一篇报道，这里有同学的评说，有记者的感言、故事的回放，徐伟自己的心声。从不同角度报道。特别另我感动的是《中国青年报》，它们已经报道过了，但是这次报道换了一个角度，也在第一版，题目是《徐伟，贫困大学生的幸福生活》，这个题目确实很“引人”读下去。我读了下去，我郑重地告诉大家，确实值得读。 [15:19]
[王旭明]：徐伟是个很贫困的大学生，跳到冰窟里，他把三个孩子救上来以后，他的衣服都湿了，皮鞋也都湿透了，衣服和皮鞋洗干净以后，他就没有更多的衣物穿。他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有没有衣服无所谓，我只需要干净，我自己干干净净，就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大家负责”。当我们问到，“你为什么救人？”估计我们记者会挖掘出很高的东西。徐伟同学说，“我从小的时候，我有过被别人救起来的经历，我现在大了，我看到别人需要我救了，我需要报恩，我爸妈从小跟我说，“做好事，当好人”他从一开学就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贷了16000元，把四年的学费全部交齐，然后他说：“学费保证了，我就不怕别的。”他靠勤工俭学，奖学金等其他的助学措施，完全靠自己的双手，支撑着自己的大学生活。我问他：“你准备工作以后，你分几年还清？”按新机制国家助学贷款可以八年还清，他说：“如果顺利的话，我当年就能把16000元都还上。让更多和我一样有困难的学生，能够有学上，能够有书读”。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优秀大学生。 [15:20]
[王旭明]：我觉得像这样优秀的大学生，孟二冬式的优秀老师，真是令人感动不已，我说这些，我就想再一次呼吁媒体人，特别是从事教育报道的媒体人，发现感动、挖掘深刻，并且把深刻和感动，传达给你我他，传达给我们，给我和我们目前有些苍白的精神空间，一个“美丽动人”而又深长、持久的填充。 [15:21]
[王旭明]：上次新闻发布会，有些记者提出问题，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回复。另外，还有可能我自己的水平，现场也没有给大家答复。首先我来答复上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出的问题。 [15:22]
[王旭明]：有记者问到港澳学生到大陆就读是否与内地学生一样享有同等待遇。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港澳办已于近日发出的通知，今年秋季就读的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同等收费，这个新闻稿在教育部的网站上做公布，详细内容可以查询网站。 [15:22]
[王旭明]：有一位记者问我，这样一项政策实施以后，国家将为此投入多少钱？我给大家一个数额，这项政策实施以后，中央财政对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科研院所和部分地方高校，这个部分地方高校是指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之外，因为这六个省市不享受一般性的转移支付。上述所有的地区，招收港澳学生，每一个中央财政给予八千元的专项补助。究竟投入多少，这个数额要根据招收的学生数来定。 [15:23]
[王旭明]：“六个不享受”一般性的转移支付的省市，也要按照中央财政的定额补助标准对港澳学生给予专项补助。其资助的数额我想，从今年秋季开始计算，我估计10月、11月份的新闻发布会可以发布。 [15:24]
[王旭明]：上一次还有记者问到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沈履伟和四川大学邱小庆“学术造假”问题。据了解，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判决，解除该教师岗位聘任，天津市已要求各高校以此为鉴，完善相关制度，加大相关问题的监管力度，遏制腐败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四川大学邱小庆论文有争议的事实，我们了解到目前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已经成立了专家调查组，已启动了相关程序，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由于邱的论文涉及专利的问题，双方已进入了仲裁程序，进入了司法程序。待司法程序审理完毕后，我们再公布相应的结果。 [15:25]
[王旭明]：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学风建设”十分重视。2002年起先后出台的《关于学术道德的若干意见》还有高等学校研究学术规范，这个学术规范发布时，曾经在这个地方召开过专门的新闻发布会，许多记者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询，这是我国第一部业内带有自律性质的一部学术规范。另外还有《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教育文件》等，先后发布这么多文件，对学风建设提出了要求。 [15:26]
[王旭明]：今后我们一是将进一步健全学术评价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二是还要考虑成立专门的机构，促进学风建设的经常化、规范化，比方教育部酝酿成立教育部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等学风建设检查的机构，促进这项工作的经常化，另外加强教育宣传等。 [15:26]
[王旭明]：有记者问：我们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反映学术造假这类问题？群众可以通过教育部信访部门和有关教育部门反映，也可以向当地的行政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反映，这个渠道是畅通的，共同营造好良好的学术道德风气和学术道德氛围，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我们在这里希望媒体和我们一起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15:27]
[王旭明]：关于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将发布四方面的新闻材料。书面材料已经提供给各位，我在这里不再宣读，但是我做一个说明和强调。 [15:29]
[王旭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刚才在开场白时，已经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教育最大的事情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的若干工作”。教育部最近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实施工作。大家知道，国务院保障机制办法出台以后，有相应的一系列的工作要做。目前，教育部已经提出要求。比方说，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工作重心、工作安排上，把这件事做好。一把手亲自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15:30]
[王旭明]：我特别告诉大家，教育部从2月10号到25号分了7个小组，对今年实施新机制的15个省市，除了西藏，进行一次全面督查，督查的有关情况我们将在3月份适当时候，向各位发布，此外3月份、4月份、5月份，我们将组织中央新闻单位采访团，到实施新机制的代表性的地区进行采访。欢迎大家更多的目光关注这件事，更多的笔触反映报道这件事。 [15:31]
[王旭明]：第二个要发布的消息是：各位知道，3月3号、3月5号“两会”在北京召开，一到“两会”时，大家非常关心，教育部办理“两会”建议和提案的情况。2005年“两会”期间，教育部共接到全国人大代表建议519件，占“两会”建议总数的8.8%，共收到全国政协委员提案512件，占会议提案总数的11.6%，目前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已全部办复完毕。 [15:31]
[王旭明]：我在这里补充一点：教育部对提案和建议的办复工作非常重视，历年来教育部都被评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议案和意见办复情况的先进单位”。教育部要求各有关部门把办好这件事，看作是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教育的具体体现。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办复，要求各有关部门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组织、精心施工、周密安排，把各项议案落到实处，切实让人大代表和委员满意，也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15:34]
[王旭明]：具体情况人大代表的建议和政协委员的议案所涉及的内容很广，大家在新闻发布会后可以看一下。在办理议案和提案当中还有很多感动的事情，时间关系，不一一说了。我们有500多份提案和建议，只由几个同志来做这个工作，有些提案和建议还要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征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同意，是非常艰苦的工作，我们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同志为此付出了大的工作，本来想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个面，但是他们已经上“两会”了，开始新的工作。 [15:35]
[王旭明]：另外，教育部已经要求全国各地、各学校努力建设节约型学校。“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我们这一届政府对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提出的要求，各行各业都有责任为“建设节约型社会”作出贡献，教育部要求所属高校核各地中小学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这是我们的份内之责。教育部在要求里面提出，教育部将对重大资源节约产业化项目提供支持，并且加大协调力度。特别是强调要求各个学校在举办各个活动当中，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坚决反对不必要的高标准，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我希望媒体对这种“铺张浪费”的事情进行曝光。 [15:36]
[王旭明]：“十五”期间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取得新的进展，“十五”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实行一项有利于教育的非常重要的政策，中央决定，从中央直接支配的彩票钱当中拿出20亿元，支持中西部没有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工作。整个国家彩票公益金拿出40亿，其中20亿支援中西部地区。在“十一五”期间，中央立项支持校外活动场所建设1092个，截止到2005年底，已有900个项目开工建设，其中416个场所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一个好的政策，我们更多的孩子可以有活动的场所，活动的空间了。下面欢迎各位朋友就我提出的四个问题或其他教育问题向我提问。 [15:36]
[《法制日报》记者]：就第一个问题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这当然是一种德政，问题是这种投入是“公对公”，由上一级财政向下一级财政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孩子进城了，我们知道现在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还是以县区为单位，县区之间的学龄前儿童投入，意味着再分配，他们要不进子弟学校，他们名义上享有补助，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不能采取教育券的制度，从上级财政到下级财政变成对个人的资助？ [15:40]
[王旭明]：你提的问题非常好，涉及到这么一个内容，在这项保障机制实施以后，涉及到好多具体的环节，如果哪一项环节没有做到位，有可能应该产生一种好的效果，但是没有产生出来。像您说的，农村的孩子到城里来了，农村的位置还占着。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首先我们办了第一期新机制的15个省区的有关部门的培训班，办了三天，印了厚厚一大本子文件，如何更细化这个要求。你说的这项工作，涉及到当地学龄儿童所在地的政府，把它怎么样统计，他算当地的孩子还是算流入到城市的孩子？ [15:41]
[王旭明]：第二个问题，如果算“流入地”，我们有一个原则，“流入地”政府应对“流入地”的孩子应该负起他们义务教育的责任。“流入地”政府负责，当然他们那边就不负这个责任了，反正是一边。但是如何统计，这是工作当中的问题，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 [15:42]
[王旭明]：你说的“教育券”问题，在有些地方施行了，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是不是在全国推广，还要进一步研究。还有可能实行新的保障机制之后，某些城里的孩子，可能要返回居住地区，因为那边可以“两免一补”既可以不交学杂费，有困难的可以补助，相比之下，可能返回居住地，这些都是新问题，就这些新问题，我们都在进一步的研究，及时拿出对策。 [15:42]
[中国改革报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都做了什么样的改革？详细的环节是什么？过去经费是什么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担的责任是什么？改革以后，像今年春节开学，西部的孩子已经不用交学杂费，但是秋季开学能不能保障？用什么方法保证经费不被截留、挪用？ [15:43]
[王旭明]：你说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具体工作当中设计好的各个环节。你说的这个政策包括哪些内容？这个我建议你查查教育部网站，有两个材料，一个是国务院关于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的方案，已经上网了，可以查到。另外我们教育部召开了专门的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同志的讲话和要求对这项工作也都提出了要求，这里不一一展开。至于是否能保证秋季开学，我认为，有中央政府支持，不要说秋季，应该是永远！ [15:44]
[中国青年报记者]：关于学术腐败的问题。上周四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在一次专门的反腐败的会议上，讲他自己的一本书，被南方某大学的教授抄了8万字，他找到这个教授质问时，这个教授竟然毫无羞愧之心，我们为什么抄你，没有进行注释？是因为你写的文章、出的书太权威！这说明两件事，一是学术腐败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他毫无羞愧之心，我们法制办这样位置的人都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更何况一个普通的老师或教授是吗？我们现在报道的一些学术腐败问题，国外的老教授抄国内文章等，现在已经退化到抄自己学生的文章地步了。刚才王主任讲，成立了社科组织，现在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第二赋予它的权利有多大？有没有有这样的强制的措施，一旦有这样的行为，就把他清除出学术队伍？ [15:45]
[王旭明]：刚才你说的这个例子，我不太清楚，我了解一下。我不认为我们“学术腐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程度。我认为治理学术腐败应该靠三种力量：一个是道德力量；所谓“羞耻之心人皆有知”。如果没有羞耻，像你刚才所说的，可能就是这样的没有羞耻心的人，道德都不要了，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有道德力量。包括上次我们在这里召开的业内的一部《规范》的出台会议，就赢得了业内的广泛好评。另外一个力量就是行政力量。行政力量，就是有关部门学校发现了，及时查处。刚才天津外国语学院沈履伟的查处，撤职并不让他上岗就是行政力量。我觉得还有一个力量就是法律力量。 [15:47]
[王旭明]：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在法律上他不服。最后法律裁定这是终身裁定。最后判了，所以我觉得法律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治理学术腐败，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要综合治理，道德的、行政的、法律的三管齐下，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5:48]
[《工人日报》记者]：现在“乱收费”已经很多了，刚才发言人已经说了，但是我们还得再提。因为对老百姓太重要了。从教育部的角度，收费制度本身跟目前出现“乱收费”的现象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15:48]
[王旭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这里，我简单说出几个观点。首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的确是取得很大的成就。我们中国的教育，在发展中的国家里，我们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实现了95%的人口可以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我们实现21%的人口可以享受大学教育。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之所有这么大的发展，是改革促进了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这样的发展。改革就包括收费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我们国家实行了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改革，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缴费上学，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仅保证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能够快速的发展，同时，也保证教育趋于更公平性，使更多的人口能够接受教育。因此把“乱收费”和“教育收费”等同起来，我觉得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15:50]
[王旭明]：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全部是免费上学，但是那时的发展速度是什么？是只有百分之五十几的人能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只有不到5%左右的人上大学，短短20年内能够使这么多人上大学，能够使这么多人接受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如果没有包括“收费”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按，是根本做不到的。 [15:50]
[王旭明]：当然您也提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教育改革，包括教育收费在内的教育改革，促进了教育发展。在这一系列改革包括收费体制改革当中，如何规范？如何趋于合理？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更能够合理地接受？如何更科学地分担计算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等，这些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我相信这些课题是随着我们改革的不断深化，能够得到比较越来越合理的答案的。[15:51]
[《新京报》记者]：关于“两会”的提案和议案。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关于改进高考制度，实现高考制度公平的一个建议，很多人说存在“高考歧视”，我想问一下教育部，对于这个议案办复的情况？教育部针对各地高考考生分配比率不平衡方面有没有一个改革？ [15:51]
[王旭明]：关于对这两个议案的办复情况，我会后给你安排专门的采访。关于高考体制改革，将在另外一次发布会上作为一个专题发布。 [15:52]
[中国青年报记者]：您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部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我记得本报有一篇报道，反对“教育产业化，不等于没有产业化”，您怎么看？ [15:57]
[王旭明]：大家记得去年，去新华网和网民交流时，许多网民提出来“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我在里面明确地提出来，教育部从来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并且论述了很多道理，如果有兴趣的记者朋友，可以从网上调出来，查阅一下。后来我们也注意到了许多网民的议论以及贵报的一篇评论，他说“我这个观点比其他某一个部委的观点，更加合理一点，起码有论证过程”。但是，他提了一个观点，就是“反对不等于没有”。他列举了一些事实。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正因为有，正因为存在“教育产业化”，所以我们才要旗帜鲜明地公开的反对，不仅仅教育部反对，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等各个部门大家都反对，人民反对、老百姓也反对，政府官员也反对，像“过街老鼠”一样，这就对了。教育产业化的谬论就没有市场了，这样谬论就不会存在了。我最近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关于反对产业化的，我们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专门的研究组也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专家还撰写了专门反对产业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将在近期报刊上发表，你可以参阅。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撰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五大鲜明观点。 [15:57]
[王旭明]：第一、教育产业化是与教育公益性的原则相违背的。教育是公共产品或者是准公共产品，但是“教育产业化”把教育的性质给改变了，所以它是荒谬的。 [15:58]
[王旭明]：第二、非义务教育成分担这个机制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非义务教育确实实行了“收费制”，但是我们这个收费制不是没有目标，没有标准的，我们非义务教育的阶段的收费，是成本分担机制，具体怎么算成本分担更合理、更和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原则是按成本分担机制实施的。教育产业化不是成本分担机制，产业化就是赚钱、盈利。我们提出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和实施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不矛盾的。 [15:58]
[王旭明]：第三、发展民办教育，不等于教育产业化。这个我们说得很明确。我在上次谈的时候，我说过教育产业化，一个““化”字，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就是一个“化”字要求教育的所有部门，包括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等等所有教育都要实行产业，我们不反对教育产业，教育里面很多部门是可以实施产业的，比方高校后勤社会化，像民办教育，我们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法》明确规定可以有合理回报，所以不能把发展民办教育和教育产业化矛盾起来。 [15:58]
[王旭明]：第四、我们经过调查，经过认真的研究，现在发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第五、公共政策领域必须旗帜鲜明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部门的政策，包括社会上其他社会发展事业的部门，在制定各项政策时，都要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影响。我觉得这五大观点，对反对教育产业化，做了比较深入的剖析，详细内容敬请留意最新报刊。 [15:59]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现在实行“两免一补”，北京等城市对农民工子弟进当地学校读书有补助吗？今年有一些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出现生源下降，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存？因为有些学校主要经费来自于生源，这些学校本身就是许多没有经过审批的，属于教育部门监管之外的学校，一些校长现在已经开始想着转行或者不做了，我们是不是让这些学校“自生自灭”，在城里没有返乡就读，但是又上不起或者不上城里公立学校的打工子弟怎么办？ [15:59]
[王旭明]：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具体的问题。我刚才强调，对于留住地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问题，应该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具体采取哪种形式。是采取民工子弟学校入学，还是采取在其他的公办中小学就学？都是可以的，形式上是可以不同。我们鼓励公办学校最大限度的接收打工者子弟入学。 [16:02]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但是还有一部分学生在上学。 [16:02]
[王旭明]：还有一部分在上学，但是费用已经不够支撑把这所学校再继续办下去了。这个要跟当地政府联系。一个是政府资助学校，再有把这些孩子转移到周围的中小学校去，我觉得都是可行的。本质不是建什么学校，本质是让这些孩子有学读，有书念。 [16:03]
[《北京日报》记者]：我刚才看到提到把节约列为各部门学校的体制中，地方的高校有没有类似的监管系统？我们教育部把哪些行为定义成为“铺张浪费”？对“铺张浪费”有没有什么处罚？我们教育部提出这方面建议，有没有一个办法，促成这件事的成功？ [16:04]
[王旭明]：细化的标准，比方确定什么是铺张浪费？现在还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新闻发布会后，我会把这个很好的建议转达给我们有关部门。我们没有反对“校庆”，我们反对“铺张浪费”的校庆，反对比排场的校庆。比方说校庆花多少钱是铺张浪费，这个标准现在还没有。建设节约型的社会，恐怕跟刚才我给那位记者答的社会道德风气问题相关，恐怕主要还是靠道德力量和行政力量。 [16:05]
[新华社记者]：我有个问题是针对您的开场白。刚才您讲了几个非常勤奋的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自己学习方面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觉得，社会上对他们的宣传，只是宣传他们多么勤奋，宣传他们家庭多么苦。而对学生能力的引导不够。我以自己为例，我上了六年大学，也没花过家里一分钱，但是我平时也是非常辛苦，同学也非常尊重我。通过怎样的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对这个宣传的还不够。教育部门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学生进行宣传？让他们锻炼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不仅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同时也能够锻炼学生的能力。 [16:06]
[王旭明]：我首先向你表示敬意，你上大学六年期间，没有找家里要过一分钱，我跟你比较，我感觉很惭愧。如果时光可以倒退，我真的应该向你学习。你说应该加强宣传，我们都有这个共识。我希望在座的媒体，包括你将来供职在新华社，我们一起多多选择自强、自立、勤奋好学的大学生广泛宣传。几十个，几百个这样的典型广泛宣传，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风气。 [16:12]
[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我报社的同事和周围许多人都有这种情况，比如他们的户口在外地，到北京来工作，还有些人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在北京买了房子，孩子也在这里。新的学期，孩子入学面临一个问题，如果户口不在这，要不要向上学的学校交赞助费，如果他们是上海的，他们怎么把当地给予的相应的补贴转到这边来？这些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16:12]
[王旭明]：我们有“借读生”政策。“两免一补”目前主要对中西部农村地区享受这个政策。城市没有。如果是农村的孩子，要跟当地政府要求，不能向所在地要求。目前我们的统计是：如果你们这个村里100个孩子，按100个孩子来进行“两免一补”政策。走的是另外统计，现在我们给的补助金额统计数是以现在的人数为准。 [16:13]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看到关于农村义务教育保障的题目，我想起四年前的采访，四年前采访过广东省的一位省长，他说要解决要这个问题，要从省里财政拨钱，当时也办成了这件事。我们采访时，这位省长自己到下面督查，这个事有没有落实？我当时想，省长亲自下去督查，可见落实之难，这次教育部也派出督查组下去，我们有一小小的希望，以后教育部有这样督查的活动，有没有可能让记者早一点介入？ [16:14]
[王旭明]：因为他们督查组活动分到各个省，一个组分到一、两个省，一般都在15天左右。我们征求一些记者的意见，大家提出天数太长，大家想能不能在三、四天完成。你的建议我们以后充分考虑。 [16:14]
[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教育“乱收费”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在全国各地做了一些采访，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套一句老话，，就是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按照国家规定来讲，他们是“乱收费”的性质，但是他们拿出一些资料，也符合省里的文件。所以我想知道，省里的文件和国家文件内容不太一样的情况下，学校在收费的问题上到底依照哪个标准执行？ [16:15]
[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三个问题，有一些民办的大学面临倒闭，的确影响到很多学生，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教育部能不能监管这些民办学校，因为很多学校要求学生提前交很多保障金方面的收入，教育部能否限制这些民办的学校，使学生的损失降到最低？ [16:16]
[王旭明]：我们不涉及具体问题。原则说，教育收费的宏观政策，应该是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三家商量制订，然后提出一个意见，提出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后，采取宏观政策。包括杂费、学费标准降一点、升一点，这个的审批权限明确在省级人民政府，由省级提出意见，同级物价部门、财政部门共同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所以不存在矛盾的地方。 [16:16]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们采访的现实情况是他们拿的省里的文件比较早，比如国家有一个更新的，他应该采取哪一份？ [16:17]
[王旭明]：他可能定这个文件出台时，和我们制订的某项是一致的，后来我们国家又制订了宏观政策，他有一个微观的政策，当然它是无效的。和国家新的宏观政策对应才是有效的。 [16:17]
[王旭明]：第三个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刚才我们强调的非义务教育实行“成本分担制”。民办学校更是实行缴费上学。现在13亿中国人，有一个观念转变问题，就是我们过去不交钱就能上学，享受各种教育。现在除义务教育阶段外，都要交钱上学了，拿钱意味着什么？拿钱意味着消费，选择民办学校更意味着消费，既然是消费，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明明白白的消费。 [16:17]
[王旭明]：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教育消费上陷入误区，甚至很多人进行“畸形”的教育消费。刚才您举的例子，“集资式办学”如果是我，我会觉得这是很傻的事情。再如，很多大批的考生涌到了艺术类的考试，这也是受畸形消费观的驱使，到艺术类学校要交很多钱，但你本身不具备艺术的细胞，比如我，我交多少钱，我最后也出不来，我也成为不了音乐家，甚至不还不会唱歌。到最后，必然觉得受教育会受到很大伤害，交那么多钱，还没有得到高质量教学成果。 [16:18]
[《中国妇女报》记者]：今天材料提供的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未成年人的校外活动阵地。在中国目前，校外活动阵地并不富足，现在很多校外活动阵地变成别的地方，比如老人活动场所，国家拿40亿的钱办更多的场所，有没有想到，这些场所今后不会挪做他用？ [16:31]
[王旭明]：的确应该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不仅保证不能“挪作他用”，而且在管理上应该有细则，保证这些馆所发挥应有的作用。教育部制订宏观政策时，指导各地教育部门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16:32]
[新华社国内部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段时间，您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申一个观点，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能不能阐述一下您的这个著名观点？ [16:32]
[王旭明]：上一次我跟新华网网友交流后，我收到很多网民的信，有些甚至是很愤怒的语言。有一位福建的网友，连着给我来了七、八封信，其中非常愤怒给我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我给你寄过去，你睁开你的眼睛，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吗？如果以身边的人或者学校，或者我了解十几所学校都可以判定它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我觉得，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是成功还是失败，我认为应该有标准，如果标准没有的话，就众说纷纭，我说中国教育改革成功，我的标准是什么？判定中国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教育改革是不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从中受益了，如果使中国绝大部分人受益了，那我觉得是成功了。如果没有受益，反而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了委屈，那我觉得是失败的。 [16:32]
[王旭明]：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基础教育到2005年两期人口的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都超过了95%。简单地理解为：95%的人享受了“两基”教育，基本扫除文盲，基本享受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我们国家在校生超过3800万。高中入学率达到50%。高等教育最近报上已经公布了一个数字，已达到2300万，毛入学率达到21%以上。我知道你们底下的人一定有人说，你说得没错，我看到报纸也有这样评论，是取得这样的成就，但你知道吗？中国的老百姓为之付出多大代价，交了多少钱你知道吗？这是事实，不错！老百姓确实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就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实力来说、就我们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来说都不足以支撑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光靠我们经济发展实力，我们每年以7%、8%、9%的速度递增，也支撑不了这么大的教育。只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我们把教育发展的速度降下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积极、稳步、快速地发展，挖掘资源，选择哪一条路，当然我们中国政府选择头一条路。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中华民族有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当中，中国13亿人口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的付出，包括财力巨大的付出，中国教育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辉煌，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中国教育不可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今后，中国教育事业要发展，仍然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帮助和支持。所以我觉得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我也希望和大家得到共识。 [16:33]
[？t望新闻周刊记者]：我想提一个建议。今天我也对农村义务保障机制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希望教育部对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实施的一些情况，再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最好能请省、县、乡各级政府领导与会，以便更详细的了解一些情况。比如这个钱到地区上怎么分配给学校？学校是怎么使用的？是不是都把这个钱用在教育上，用在师生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像免费教科书，新华书店的垄断价格你这个地区是怎么定的，比如这些钱，可以给1000个孩子，但是你垄断以后，这个钱只能给800个孩子。我在研讨会上听到一个专家的观点，“农村义务教育并不是钱投入的越多越好”。为什么？在农村，包括县城都算是农村学校，县城有好学校，就是所谓的标志性的学校甚至是“豪华学校”，它豪华，它的运行成本就比较高，我们现在投入下这笔钱后，算是转移支付也好，县里面也要投入一点，他怎么分配。他是不是要把一个大头，给这些高运行成本的学校，给那些贫困的学校，像撒盐似的撒一点。我觉得老百姓非常关心，纳税人非常关心这个事。希望专门举行发布会，请各级政府的一些人，包括学校的一些人来参加。 [16:33]
[王旭明]：你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今天确实不是农村义务教育保障问题的专题发布会。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我们将在今年适当的时候，不光“请进来”，还要“走出去”，我们将要到这个县、这个乡、这个中学里面采访学生，到底怎么拿这个钱，怎么花这个钱，怎么分配这个钱。同时我们把他们请进来，我们请进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同志。现在有六、七个省进行核算，因为省里要配套资金。今年春天开始享受新机制的学校，节不再交学杂费了，这是肯定的，这个是明确的。可能有些钱没到位，不管什么原因，你先不交学杂费了。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这是今年我们宣传的主题之一，敬请大家重点关注。 [16:33]
[《北京青年报》记者]：前不久，教育部公布了2006年高校招生工作的相关规定，我们都注意到高考加分范围的扩大，我们想，教育部扩大高考加分的范围是出于什么考虑？是出于教育素质的考虑吗？对于省级优秀学生的比例是什么样？教育部怎么审查和控制这件事，比如一个班里可能出现十个省级优秀学生，这个事教育部怎么做？ [16:34]
[王旭明]：这些事我们已经上网发布了。高考是一个方向，无论考试内容还是录取形式等一系列方面进行改革，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如何跟素质教育接轨，使高考更加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原则，今年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3月份或4月份时就今年的高考组织专门的新闻发布会来谈高考的问题，欢迎大家参加。 [16:34]
[王旭明]：在今天新闻发布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还想做一个提醒，因为“两会”即将召开，各位也非常繁忙，我们尽量不再打搅大家。最近关于教育的问题讨论非常多，媒体报道各种事实，各种观点也非常多，我出席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的同事跟我说，“你这场新闻发布会取消吧，正是风口浪尖上”。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媒体应该以积极、科学、建设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教育改革，而不是以消极、迷信、破坏性的态度对待。 [16:35]
[王旭明]：什么是积极的？比如“一费制”。大家都很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遏制、规范教育收费的很好的办法。在推行当中有哪些问题，有哪些不足？有哪些优点可以说出来。有一家报纸写一篇文章题目“‘一费制’能解决中国教育乱收费吗？”我觉得这个不好。治理中国教育乱收费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一费制”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怎么可以全部解决呢？ [16:35]
[王旭明]：另外所谓“科学”而不是迷信。科学要求客观，实事求是。比如某一个大学一位大学生自杀了，我们不能说很正常。但是在中国2300万大学生当中，出现自杀这种事情，这应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但我们有家媒体就说：“中国大学教育怎么了？”就因为出现几个自杀的，就说“中国大学教育怎么了？”任何一个教育，不能保证我这个教育保证没有自杀的，保证没有犯罪的，不可能，教育不是万能的！所以不能迷信教育，所谓“迷信教育”就是认为教育是万能的，教育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是的，教育只是实现有限的目标。 [16:35]
[王旭明]：另外一个比如质量的问题。我觉得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低”这个话题是讨论很长时间的问题。对于质量，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客观地分析，你要拿中国高职的学校教学质量和美国哈佛大学比，这是不客观的、不实事求是的。另外是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破坏的。 [16:38]
[王旭明]：一件事出来后，我们就积极建议而不全盘否定。什么是破坏性的，就是一件事情出来，用以偏概全的方式待之。大家知道教育部对教育质量提出了很强的措施，比如组织五年一轮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为此教育部建立了评估中心，在现在这个条件下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很有效的措施。 [16:38]
[王旭明]：某媒体根据一个教授的举报，某个评估组到这个学校去了，他们给每个评估的专家，吃高级的，喝高级的，住高级的然后每一人一台电脑，根据这个事实，这家报纸写了一个大的题目叫做“高校评估，犹如烧钱，卷起高校造假贿赂漩涡”，我们经查实，这个教授的举报是“道听途说”、不负责任的。后来我在会上说，我们不要说他没有，我们假设这个事情真有，那就否定高校评估工作吗？鸡蛋里挑骨头是对的，把骨头挑出来，是对的。但你不能把鸡蛋和骨头一块扔出去。我们希望媒体朋友以积极地、建设性的、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16:38]
[王旭明]：春天来了，我们都期待着，我们也共同希望，2006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会有更美好的一页，同时我们也在这里告诉大家，还有更多的精彩，更多的期待，明天上午10点钟，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周济部长就教育部“十五”成就和“十一五”规划回答各位记者提问，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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