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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各位新闻界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一大早赶到我们教育部,今天我们特别激动、也特别兴奋。一个人能活到100岁,这是一个奇迹。有史以来第一位百岁老人到教育部来,也是个奇迹。更大的奇迹是一位百岁老人不是光想吃、喝、保健身体,还对祖国的语言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孜孜不倦地研究,这是奇迹的奇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见面会之前,我提议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百岁老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表示我们的崇敬和感谢。 [09:35]
[王旭明]:多年来,周有光先生著作等身,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有大量独到的研究,特别提到语言通用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易化、拼音字母化,进入信息化时代,他又提出增加中文电脑化和术语国际化。我听到这些词语,虽然不是完全懂,但是我觉得这么一个学者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学术观点,我们由衷地敬佩。在我们语言文字专门机构给我们提供的材料中,了解到周老在耄耋之年,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至今笔耕不辍,对后代仍起着很大的榜样作用和激励作用。 [09:38]
[王旭明]:参加我们今天活动的几位专家和学者,我想做一个介绍,一位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副司长张世平先生,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家语委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先生,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先生,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先生,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大中文系教授、世界华文教育研究会会长陆俭明先生。 [09:39]
[王旭明]:我们特别高兴几位著名语言学家来这里和我们记者朋友见面。今年是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50周年,今年3月31号我们将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这前后,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新闻宣传活动,我们教育部昨天刚刚开过了治理教育乱收费和治理教育收费的新闻发布会。昨天新闻发布会坐无虚席,大家非常感兴趣,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题,今天转过来,相对于昨天的收费问题可能虚一点,但一个国家的振兴,一个民族的振兴,语言文字在这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言文字,我们天天用,天天学,倒不见得怎么了解,实际上,它作用在我们的每时每刻。首先我们有请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张世平副司长介绍有关情况。 [09:40]
[张世平]: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光临,今天是我们语言文字界德高望重的专家聚会。在各位专家和记者朋友交流之前,我先利用短暂的时间,向各位通报一下这个活动的简要背景。大家知道,今年1月28日,是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两个50周年。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语委要在今年3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座谈会,回顾50年来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经验,展望语言文字在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下一步的发展。 [09:42]
[张世平]:语言文字工作,刚才王旭明主任已经做了简要的介绍,是和我们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项基础工作。50年前,国务院作出的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决定,对于我们50年来的社会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5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通过社会各界的一致努力,“双推”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历史进展。建国之初文盲占成年人口总数80%以上,那时虽然没有普通话普及的统计,但是文盲人口占成年人口总数80%以上,掌握通用语言的人口应该是很少的。 [09:43]
[张世平]:到现在,上个世纪末,我们国家在全部人口中,已经有53%的人口掌握普通话。另外,我们有99%的人口习惯使用规范汉字。说明我们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历史性进展。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语委举办这个纪念活动,目的是总结历史发展,尤其是要在新世纪和新的时代背景下,让这项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书同文”和“语同音”。 [09:44]
[张世平]:我觉得50年前的决策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希望记者朋友对我们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度的采访,希望大家对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工作进行广泛的宣传,给予更大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与新闻办一起拟定了宣传方案,已提供给各位记者,在3月31号上午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座谈会上,许嘉璐副委员长、陈至立国务委员和相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都要发表讲话和发言。希望记者朋友对我们这项工作给予更大的支持和关注。对这次纪念活动给予更广泛更深度的报道。谢谢各位! [09:45]
[王旭明]:谢谢张司长。我们已经给各位提供我们的有关背景材料和纪念活动的宣传方案。大家有什么问题,稍后可以和张司长一起讨论研究。下面有请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因为他曾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全过程,请他介绍一下有关情况,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09:45]
[周有光]: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庆祝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50周年。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到现在已50年了。这50年,是我国“语文生活现代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汉字的规范化和普通话的推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2000年公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总结过去,开展未来,使我国语文生活迈向信息化时代。 [09:53]
[周有光]:规范汉字,包括简化字和传承字,在我国大陆已经通行,小学教师说,简化字好教,小学生容易认,容易写。在电脑屏幕上简化字阅读清晰,联合国的中文文件准备一律用大陆的规范简化汉字。许多种古代书籍已经翻译成白话文,改印规范汉字。简化不妨碍书法艺术,书圣王羲之经常写简体字,书画艺术分实用书法和纯观赏书法,实用书法例如招牌要求大众能看懂,宜于用规范汉字。银行记录的电脑化,发生姓名生僻字不便输入电脑和转账,今后姓名用字应当以通用汉字为限。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过去多数人民都是文盲,今天大多数人民正在接受基础教育,这是我国文化历史的巨大变化。 [09:54]
[周有光]: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和中国的国家共同语,推广国家共同语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需要,长期以来,推广工作迟迟不前。现在,传声技术突飞猛进,广播、电视、移动电话等等,帮助推普工作快速发展。全国学校越来越多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公众活动越来越多以普通话为共同媒介。人大、政协以普通话作为会议语言,给全国树立榜样。许多大城市人口猛增,五方杂处,正在发生“大都会话”的演变,大都会需要以普通话为日常用语。 [09:54]
[周有光]:“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时代即将过去,“书同文、语同音”的时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中国将以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屹立于世界。谢谢。 [09:54]
[王旭明]:谢谢周有光老先生,老人思维敏捷,朗读得非常清楚,真是了不起。下面请陈章太先生介绍一下国家语言规划制订的有关情况。 [09:56]
[陈章太]:记者朋友你们好。50年前,也就是1956年,国务院作出很重要的决定,并且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同时,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两件事情,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标志着我们国家整个的语言规范化,包括历史上的长期以来的语文革新运动,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09:57]
[陈章太]:最重要的标志是,1955年同时召开的两个会议,也就是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的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国务院这两项重大决定以及这几件大事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了整个语言规划工作进入以政府为主导,有计划、有领导、有目标、有步骤、有措施地全面展开,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是一种很杰出的重大事件。 [10:00]
[陈章太]:我们国家语言规划工作大致到现在50年,分成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65年,是我们国家语言规范化,文字的标准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国家建立新中国,建设新国家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为这么一个国家前提来服务的。所以从50年代中期,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央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政府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的问题,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所以当时决定着50年代中期所确定的进行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加强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么三项重大的语言规范化的任务。 [10:02]
[陈章太]:就文字改革来说,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文字简化其中包括对汉字进行整理,还有推广普通话。就推广普通话方面来说,当时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也就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当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周恩来总理亲自做文字改革工作报告,提出在一个时期之内,要使普通话在我们全国范围尽快地推广。同时很明确规定,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每个民族都有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要相互学习语言。国家推广普通话是当时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也可以说是我国最主要的语言政策。 [10:03]
[陈章太]:就普通话来说,也进行了规范。用普通话这个名称,当时这一点当时有很多争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秦代以来,历朝历代都有推行一种共同语言行为,最早是“雅言通语”,后来是明清时的官话,再后来推广国语,我们一直沿用到1949年,台湾以及一部分海外侨胞还在说这个是国语。据我听说原来有三种,一部分主张是使用汉民族共同语,这种标准语是作为普通话来推广。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是不是还沿用1949年以前的民国政府时期定下来的国语。另外,还有少数人主张可以沿用更早的官话,当然有很多人说,甚至我也见到文章说、甚至有人说,普通话这个词是用日语借过来的。后来说这个说法不准确。自明清以来,社会上“普通话”已经使用了。特别是在清代,“普通话”这个词在民间用得多一些。当时是指不标准的“国语”,比如说周有光先生曾说过,他小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说,你会说国语吗?有人说,我不会,我只会说普通话。那就是把普通话作为不标准的国语。 [10:04]
[陈章太]:我们可以在文献里找到,文革改革先驱朱文熊最早提出“普通话”,有人提出他是从日本引进来的。后来在50年代采用普通话,就将它很明确地作为专称。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这是一个专门的称呼,意思很明确,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普通话是“普遍通行”的意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这是有专指的,有专门定义的。决定用“普通话”名称是开了两个会议,也就是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下来的。 [10:07]
[陈章太]:特别是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给普通话作出明确定义,作了一个很具体的定义。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三条在规范标准里全部包括。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从历史上,几百年当中,或者从国语以来,虽然在某些规范中提出了一些标准,但是还没有这么系统、这么明确、这么全面,所以这个意义重大。 [10:08]
[陈章太]:推广普通话,经过十几年时间,60年代普通话推广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譬如说学校里已经基本上使用普通话教学,宣传机构使用的传媒语言也基本上是普通话。 [10:09]
[陈章太]:在前一段时间,普通话的普及率没有统计这是事实。但据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有80%以上的文盲,到60年代,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文盲率是在30%左右。这些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光是1949年以后,1949年以前也已经有了,从清末以来推广国语,再加上早期的“官话”已经有长期的积累过程。所以当时取得这部分成绩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50年代这段时期,是我们蓬勃发展的时期、成绩最大的一个时期,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老一辈人都经历过,1949年以前,基本上我们国家的语言生活是单一的,基本上以方言、母语或者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能够使用方言又使用普通话的很少。在少数民族地区,能用使用自己母语,又使用普通话更少。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单一制”。 [10:10]
[陈章太]:经过十几年发展,如周先生所说,普通话在社会上使用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向“双语制”发展。既会说方言或民族语言,又会说国语(普通话),这样的人越来越多。50年代,当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整个宣传媒介比现在宣传力度还大,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相关一系列工作都跟得非常紧。文化大革命后半阶段,一切推广工作都停止,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普通话推广工作或其他的语言文字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我们想要说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1977年仓促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不够成熟,而造成社会用字的一些混乱局面。现在社会上使用汉字,有时还会把曾经出现过的第二批简化字混在一起。我为什么在这里要说这件事?因为我想要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一些情况。 [10:12]
[陈章太]:国家前一个阶段是以建设新中国为背景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加强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革新事业,整个语言文字工作都要服务于这个大局。所以,党中央、国务院从80年代开始酝酿考虑制订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作了几年调查研究,总结过去的工作后,准备在80年代中期,正式推广的时间应该是1986年年初,确定了我们国家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在这个任务制订过程中,我们经过了相当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反复地对一些问题作了讨论和研究。 [10:14]
[陈章太]:新时期的方针任务很明确,就是贯彻执行国家语言工作的法令方针,促进语言文字标准化,继续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方针和50年代中期的方针已经大大地发展。任务之一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调整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核心就是推广普通话和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为现代化服务,这是改变之一,即把推广普通话作为首要任务。第二就是提出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第三提出对语言信息进行处理,为现代化社会服务,与信息化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10:18]
[陈章太]:我想简单说一个事实,当时制订新时期语言文字方针任务时,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譬如说中央书记处、当时的国家语委均提出了一些根据中央的指示、意见来提出新时期方针任务的草稿。并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审批。当时中央推广文化教育也包括语言文字工作,反复写报告、进行审视。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对方针任务中是不是提在50年代,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拼音化的方向”,就这一问题就向书记处汇报不止一次,并进行研究。当然这一新的方针任务当中没有提到这点。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当前我们要做的工作。要留待以后解决。包括50年代时也说明,要继续研究讨论。譬如说,曾经提出要废除“第二批简化汉字方案”,这一方案于1986年废除。1986年废除“二简”并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反复请示汇报。 [10:28]
[陈章太]:当时总书记、当时的总理以及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中央书记处都讨论过,对新时期方针任务政策也都是进行了讨论和审批。所以也可以说,从50年代和80年代这段时期,我国对语言工作是极其重视的。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的工作成绩,很庆幸的是当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因为这是50年代的一个任务。因为当时有一、两千个方案,到底用什么方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有中文,还有罗马字,还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但是最后决定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方案的字母体系。现在看来极其正确。因为当时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包括有一部分专家提出来,建议我们使用别的字母,但现在看来,中央的决策、国务院的决策非常正确。因为拉丁字母在世界上相当通用。 [10:30]
[王旭明]:谢谢陈先生。陈章太先生也是原国家语委的副主任,长期从事语言文字的工作,有多部著作出版。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汉语汉字50多年来的情况。顺便说一下,陈先生也已经74岁。周济部长会来看望周有光先生和各位语言学家。我们现在先请各位记者朋友提问。 [10:31]
[王旭明]:今天来的记者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这些大的媒体,也有我们的专业报纸《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还有很多城市报纸:《新京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文汇报》,另外还有上海东方电视台等20余家媒体。 [10:33]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汉字简化方案》新加坡已在使用,但是在香港和台湾推行简化字还有一定的困难。普遍意见认为,简化汉字他们不太接受,刚才几位专家提到,简化汉字对整个国家的凝聚和统一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不知道几位专家对简化汉字在香港的推行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10:34]
[傅永和]:我们在简化汉字上有一个政策,在我们内地,简化汉字是适用现代汉语,当然古汉语不在其内。至于香港地区,因为实行的是“一国两制”政策,所以香港是不是使用简化字应由香港特区政府来决定。 [10:35]
[王旭明]:特区政府现在还没有推广简化字的规定。据您了解有没有正在酝酿中的方案? [10:35]
[傅永和]:文字方面,据我了解,香港方面还没有考虑制订什么政策。 [10:36]
[陆俭明]:现在香港推行普通话的学校很多,但对于简化汉字现在特区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但已在民间正在流行。汉字从甲骨文到篆书到隶书,这是一个文字发展自然的趋势,我们简化汉字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让老百姓好认、好记、好写。 [10:39]
[陈章太]:联合国决定,从2008年后,在联合国使用的中文一律用简体字。现在还是两种版本,就是繁体字和简体字都有。 [10:40]
[陆俭明]:汉字最早是甲骨文,最早的汉字是图形文字、象形文字。比如一只牛、一只鸡、一头牛来表示它本身的含义。文字本身有一个从繁到简的过程。我们现在的简化汉字里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但过去把这些字称为“俗字”,有的用草书。我到台湾去,他们也提出这方面问题,我说你们台湾不是有的字也在简吗?台湾有些人就跟我们一样写简化字。至于香港、台湾、澳门这些地方不能着急,要慢慢来。因为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会慢慢感觉到简体字好。 [10:41]
[王旭明]:陆俭明先生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是汉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华文教育学会会长,也是中国语言学会的副会长。下面请周有光先生回答一个书面问题。 [10:43]
[周有光]:今天开这样的会非常有意义,前几天我看到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说有两个青年到他那里去,他问这个青年,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青年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文艺复兴”。他又问另外一个青年,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文艺白话”。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许多青年确实不知道了文化大革命的含义。所以开这样一个会很有意义。 [10:43]
[农民日报记者]:汉字简化对农民的扫盲起很大的作用,目前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请周老为农民朋友说几句话。 [10:43]
[周有光]: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但在几千年中,农民是处在一个贫困、愚昧、受欺负的状态。现在绝大多数农民都能受到基础教育,就是6年、9年或者更多的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汉字简化帮助了他们学文化,拼音也帮助他们学文化。我们的农民将要变成现代的农民,现代的农民是了不起,因为随着生物科学发展,农业本来是一个落后产业,现在变成一个先进工业。农业的前途是远大的,农民的前途也是远大的,这是一个好的世纪。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农民的地位在中国将有很大的改变。谢谢。 [10:44]
[香港记者]:汉字简化在香港推行有一些阻力,您对在香港推行简化字有什么意见? [10:45]
[周有光]:香港文字逐步在改变,这个改变要一步一步来,不能着急。简化问题本来台湾也赞成,为什么说台湾赞成?因为蒋介石先生对简化字推广很积极。蒋先生在南京政府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政府推行简化字,后来有别人反对,没有办法,就不能推行了。很多人提倡简化字,但是一直受到阻力,一直到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化字才得到实现,所以汉字简化方案不是50年前创造的。而是清朝末年就有基础,可是真正执行是到50年代,这是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 [10:46]
[周有光]:台湾反对简化字,起初不是这么厉害,后来台湾把文字改革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大陆搞简化,大陆搞拼音,台湾说这是共产党搞的,但是不是共产党开头搞的?不是。清朝末年、明朝时代,北洋政府就搞了。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把这件事情再往前推进了一步,以前没有实现的,现在实现了。简化字主要阻力在台湾。香港当然受台湾的影响。可是这件事情,我想别着急,慢慢会改变。现在联合国正在准备,所有的中文文件都会用简化字。因为用两种字体是没有必要的。如果用了简化字,这就证明简化的方向是对的,是得到全世界多数人同意的。 [10:47]
[周有光]:简化最重要是,小学教师都说简化字好教,都说小孩子学字、认字好认,写字好写。在电视上面、网络上、电脑屏幕上面看简化字,非常清楚。因为它有许多好处。许多字简化后,汉字逐步在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化,规范化也就更重要。 [10:47]
[周有光]:我们做这件事是正确的、是进步的,一定会逐步推广,在香港他们也会慢慢地采用。现在香港跟中国大陆虽然是一个国家,可是因为实行“一国两制”政策,来往还不是很多,将来会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各国学中文的人逐步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简化字慢慢会变成中文唯一的标准。到那时,香港人也会喜欢用简化字,这个不必勉强他们,也不必告诫他们,他们必然会一步一步前进,联合国准备用简化字说明我们的推广方向是对的。 [10:48]
[工人日报记者]:普通话推行,而一些方言也在消失,您如何看现在一些地方提出的“保卫方言”的观点? [10:49]
[周有光]:据我所知,提出“保护方言”这个讲话是在上海出现的。上海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我的理解是中国现在一些大城市发展非常快,发展快会使外面来的人越来越多,本地人口增加得非常慢,所以慢慢地这些城市就变成一种“大城市、大都会化”,什么叫“大都会化”,就是全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的爆堵的现象。例如每年进出纽约的人口是1300万。在“大都会”里不可能通行本地的方言,就得用一种共同语。在中国就是普通话。在“大都会化”得使用通用语,必然是普通话,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现象。“大都会化”在中国正在前进,上海的方言照样可以用,不会妨碍。方言要发展和普通话竞争,在“大都会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都会话”必然用全国的共同语,甚至用世界的共同语,“大都会化”这个现象在中国是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进步,这是鲜活的进步,了解了这个情况,“保卫方言”这个话就不攻自破了。 [10:51]
[中国语言文字网记者]:社会上有人在搞个人的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这种做法有意义吗? [10:52]
[周有光]:从清朝末年,中国人提出文字要改革。文字要改革,第一要制订一个方案。在清朝末年就开始了这样一项运动。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兴趣大的不得了,我们在50年代,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下子拿到600多份方案,后来又拿到一千份左右方案,然后又拿到一千多份方案,一共拿到的方案有3000多份。这是一个群众创造方案的自然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一个进步现象,就是群众已经了解到需要改进我国的语言文字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可是方案不可能有许多种,只能有一种,而且方案定了后,一定要国家给它法律的地位,也就是说,不能随便个人搞。个人搞我们也不要反对,个人和一个小团体搞一个方案,代替汉语拼音方案那是不大可能的。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我们非常慎重,从原理到技术来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 [10:54]
[周有光]:经过三年时间才定下来这个方案。定下来后,我们又为了适应国际的需要,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就是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前后开了好多次会议,经过三年才定下来,又是一个“三年”,使它变成国际标准。所以它的原理性、科学性、适用性等方面都经过了广泛的证明。所以,这个方案要另外一个方案代替它是不可能。群众也就是作为学术研究创造,这是一个好事情,不是坏事情,我们不要反对。可是要使大家明白,个人方案是不可能代替国家方案的。 [10:54]
[陈章太]:刚才有一位记者朋友提到“保卫方言”的问题,最近这个问题我碰到很多,也讨论过很多。我到上海参加《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草案讨论时,也碰到这一问题,现在不光是上海,杭州、广东、东北、西北都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现在方言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觉得推广普通话的结果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我说这个事应该这么看,刚才周先生说,方言的变化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结果,事实上也是语言文字演变的一种结果,是很正常的现象。小时自己说的方言,跟老家人说的方言,或者跟我们老辈说的方言差别很大,历来如此。 [10:55]
[陈章太]:方言的变化很正常,但是另一方面,误解普通话推广的影响是不确切、不全面的。我是研究方言,研究语言规范化的,我觉得这个事看法不全面。为什么?因为推广普通话,从50年代一开始时就说明得很清楚,就是说,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使方言区的人能够多掌握一种使用范围更广的语言,而不是企图消灭方言。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很明确地给方言使用留下必要的空间,并作了明确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方言,甚至执行公务需要时也可以使用方言,包括司法,都作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而且法的起草说明当中也很明确地规定,方言有其自身的价值。50年代,周总理的报告也讲到这一点,对方言应该采取的态度,我们讲得很清楚,方言有自身的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10:58]
[陈章太]:关于方言,从我们国家政策上来说,一开始到现在几十年,一直是采取保护的态度,但是不是“保卫”?“保卫”是讲受到侵犯才需要“保卫”,方言的变化不是普通话的“侵犯”,而是自身演变,是社会需要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全面看待这个问题。而且一种方言的濒危,方言活力的萎缩,甚至消亡都是很长时期的。我们现在看看德国的南、北方言,德国那么发达,标准德语已经普及一、二百年,可是现在南北方言仍然差别那么大。日本东京和大阪的方言差别也那么大,北京和天津这么近,天津话仍然保有天津味那么浓,所以关于方言不用担心,不是受普通话的挤压,所以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11:00]
[王旭明]:您可以预测一下,比如若干年后,某一个地域的方言,会不会像现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样保护起来了。我的意思是,某一种方言,因为交际有限,经过几十年演变之后,没有人用它又要让它成为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11:02]
[陈章太]: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方言的演变速度很快。但有些强势方言,譬如说上海话、广东话,闽方言,事实上活力还在增强,十几年前有一个口号说“普通话南下,粤方言北上”,就是受当时港台文化的影响。包括电视、播音都有一点港台腔。方言一方面向普通话靠拢,另一方面又从普通话吸收有利的成份,比如大批现代化的词语,方言没有词汇表达,只能吸收普通话,丰富自己方言的词汇,用方言发音。使方言的活力增强了。譬如说,有的方言,过去没有的语音成份,现在在方言里吸收普通话一些语音成份,例如“我是闽南人”,闽南人就是读不准音,比如健康的“康”,读成“坑”,现在把普通话的“康”音吸收进去了。也就是是表达活力增强了,需要用这个音时,就用这个音,所以强势方言活力在增强,弱势方言在萎缩,这是自然规律。 [11:03]
[陈章太]:尤其是“方言岛”,尤其是“边界方言”,现在我们最近搞一个“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大量记录包括录音记录下来,比如东北的“站话”,就是古代驿站的官员和家属使用的“站话”,现在这种话在萎缩,基本上濒危了,现在正在抢救。比如海南岛、广东、福建的“军话”,北方军队到戍边保卫边疆的军队,留下来的人说北方话。比方说杭州话,南宋朝廷到杭州以后,带去了北方话跟吴方言结合。杭州话从南宋到现在多长时间?现在杭州话本身既有受普通话的影响,可是还在受周围吴方言的影响。所以强势方言会保持很长很长时间,弱势方言会逐渐逐渐萎缩,其中有一部分方言就会濒危,甚至消失。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11:04]
[陈章太]:联合国有一个估计,现在世界上6千种左右的语言,大致一百年左右至少消失一半。这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对方言应采取保护措施,包括濒危方言,我们要采取抢救。这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的。本来这是一、二百年以后要做的,比如英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消失以后,重新抢救进行保护,现在采取一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我们国家预示到这种情况,抓得比较早,我们政策上预测率比较高。这里涉及到语言权益问题,即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包括各式各样人的权利,其中语言权利也是我们国家要关注的。自己的方言母语是受到国家保护的,但是我们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并不妨碍你自己。要求你教学、公务、传媒、社会公共服务这四大方面使用普通话,但你方言完全可以自己自由地在方言区里使用,这是我们国家采取的措施和政策。 [11:04]
[张世平]:有媒体问:网络语言和普通话在海外的影响有多大? [11:05]
[陆俭明]:关于方言的问题,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方言是语言“活的化石”。汉语从古代到现在是怎么发展?可以从多种渠道了解,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方言。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因为方言很复杂,从南到北的方言上的差异,正好是从古至今汉语发展的一个轨迹。无论从语音上、词汇上、语法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央在一方面强调推广普通话,另外一方面没有提出不能说方言、消灭方言。在推广普通话过程里,也很自然地会随着普通话方言的推广,对一些弱势方言(小方言)产生一定影响,但就大的方言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11:08]
[王旭明]:下面有一位记者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外华人当中,似乎广东话比普通话更普遍。怎么样在国外加大推广普通话力度? [11:08]
[陆俭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是华侨、华裔,从中国的东南部(广东、福建等)这些地方出去的人最多,因此在海外每个国家,几乎都有“潮州帮”、“广东帮”、“福建帮”等。从过去来讲,特别是在老的华人中,确实基本上讲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等等。现在的情况在发生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去海外的华人(中国人)越来越多,现在海外已经逐渐在改变这样一个情况。 [11:10]
[陆俭明]: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以汉语为母语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刚才陈先生讲了一般的估计,是6千多种语言,使用人在一百万以上的,大概有117种语言,使用语言的一千万以上,大概是17种语言,汉语排在头一位。而且汉语还有一个特点,历史那么悠久,始终没有分化为不同的语言。文字也是始终没有分化。这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一方面应该要归功于汉字。汉字对汉语的统一、对中华民族的凝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过去长期由于经济的滞后再加上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闭,长期来汉语虽然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在全世界来讲是一个弱势语言,因为经济不发达,没人来学你的语言。 [11:13]
[陆俭明]:从80年代以后,自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更是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现在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媒体大概都知道,都有一个所谓“汉语热”的说法。这无非就是说,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学汉语的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热”,原因很简单,跟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跟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以及在世界上政治地位的提高,特别随着我们国家加入世贸组织成功、申办奥运会成功、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两次金融风暴,中国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我们国家的影响。现在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既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又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宝库、又是一个神秘而古老文化的宝库,都想到中国来。 [11:14]
[陆俭明]:现在可以这样说,全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本国、本地区的经济,不能不跟中国打交道。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市场,有庞大廉价的劳动力。但你要跟我们打交道你就要用汉语、学汉语,这就是说为什么全世界会出现那么一个“热”,这跟我们国家地位的提高是息息相关的。 [11:15]
[陆俭明]:“对外汉语教学”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对外汉语教学”,这一俗语怎么来的?因为由于各方面国际方面环境的决定,过去在本国学汉语,没有地方学,都得到中国来学。而且中国也无法走出国门到外面讲述汉语,所以我们采用一个办法,把外部学生招进来,在中国教授汉语,因此出现了一个“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去年我们举行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影响非常大。当时大会成为媒体的热点,这场会议以后,就汉语教学来说,起了一个分水岭、转折点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有关部门,特别是教育部国家汉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譬如说,在世界各个国家建立孔子学院,现在孔子学院已经建立了40所,前几天我刚从日本参加一个孔子学院的揭幕仪式,现在全世界40所,而且根据汉办的计划,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要建立孔子学院,这个孔子学院首要的任务,就是推进汉语的国际推广。 [11:20]
[陆俭明]:另外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师资,就是教汉语的教员,不是会说普通话就要去教的,要有一定的水平,现在我们国家采取一个方针,派志愿者去教,去年前年已派出将近500名,今后还要加大派出人员数量。另外国家汉办启动了以推动汉语教学为目的的汉语工程,我想媒体朋友都知道,现在全世界来讲,说实在真的出现了汉语热。譬如说美国,过去是不开中文课的。但是美国现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第一,把汉语列入了IP课程,什么叫IP课程,就是它进入大学的先导课程。准备2007年开考。另外美国的大学委员会,原来估计全美国大概有300所高中开中文课,结果一调查,2347所高中要开中文课。这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现在越来越要求学汉语。 [11:20]
[陆俭明]:譬如说法国,法国2004年举行中国年,法国教育部出面开了一个“全法汉语教学研讨会”,据法国的官员透露,汉语学习的增长率在3-8%左右,而且希拉克总统在“中国年”说了一句话,他说“法国青年未来选择学习汉语”。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个说明从民间到官方,都重视汉语。其他在日本、韩国、东南亚都可以这样说,汉语学习的人数都是直线上升的。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各个媒体,我国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汉语的国际推广都很重视,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国家汉办大力地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今后将有一个非常值得欣喜的局面出现在大家面前。 [11:22]
[记者]:现在网络语言很乱,各式各样都有。这个问题怎么看? [11:25]
[陆俭明]:这只是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网络语言上,无非就是用这种语言,一个是阿拉伯数字,一个是拉丁字母,还有一种是简称,还有一种是自己起的一些名称。比如“小白菜、青虫”。甚至用一个符号即一张笑脸来表示。这是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只能这样看,等着瞧,也别去采取强硬的行政措施。有一条要知道,中小学的作文绝不能有这种语言进入。这方面语文老师要管住。中、小学还是要按照标准语、规范字推行。 [11:25]
[记者]:党和国家历来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但是规范有三个层次,一个政府的规范、一个是专家的规范,一个是辞书的规范。因为我们是搞新闻的,新闻和出版常常遇见语言文字的规范问题,特别是在审读的过程中,出现好多错误和病句,包括异形词,有时候使我们这些编辑和技术部门的同志感到困惑,有些辞书现在不一致。颁布的法规也不完整和完善,所以争议相当大,譬如说标识和标志,工商、法律部门也不按照异形词整理表来做,还用的是标识。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依据,特别是出版界和新闻界? [11:26]
[李行健]:关于规范三个层次,我觉得这不太准确。规范标准只有我们国家有关政府部门颁布了,才能叫做规范标准。至于专家的意见和辞书只是参考意见。所以真正国家规范标准应该是这个。不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11:26]
[李行健]:刚才他说到标志的问题,1984年8月4号《参考消息》,广州白云机场的文章,有一篇文章,一会儿用这个字,一会儿用那个字,这是比较混乱的印象。由于认识的“识”,经常读成“是”,但是在标志里面应该读“治”,这是一个多音的字,由于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些广播主持人也把标“志”,读成标“识”了,这就不对了,我们没有遵守这个规范,造成了字的误导。另外刚才文汇报的同志还提了一个问题。简化字好象古文里不适用,是不是影响我们青少年对古文的学生。刚才傅永和教授讲的,你翻译古籍的时候,可以用繁体字,并不是说古籍就不适用简化字。因为现在的教材,大量古汉语的文章都用的是简化字,所以简化字不影响我们学习古汉语。 [11:27]
[李行健]:最近国外BBC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访问我时,好象简化字和繁体字存在很大的障碍,这两个是不同的系统,这里就有一个误区,首先繁体字、简体字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来阻碍我们交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讲。第一从简化字本身,简化字是两千多个,其中有1700多个,这种字是通过类推简化出来的。所以简化字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从实践里面可以证明,现在所说的“繁简由之”,可以证明繁体字和简化字不是两个可以不可逾越的系统。 [11:27]
[李行健]:香港有名的一个刊物就是《语文建设通讯》,上面的文章就是“繁简由之”,既有繁体字的文章也有简化字的文章,说明这两个是本身可以相通的。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电脑已经可以把繁体字比较好地转换成简化字,也可以把简化字比较好地转化为繁体字,所以今后我们繁、简字的问题会逐渐得到统一,统一当然还要统一到规范之上来。因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我们就要用规范的简化字,当然不能着急,也不能强制,我想要慢慢地来,我有这方面的信心。 [11:30]
[王旭明]:因为时间关系。几位老先生均年事已高,考虑到他们身体原因,我们最后提两个问题。提两个问题之前,请张司长解释一个情况。也许是巧合,今天来的几位专家,最长者是101岁,最年轻者是65岁,我有一个联想,是不是搞语言学都是老人,年轻人是不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太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今天没有看到40来岁的语言学家。 [11:31]
[陈章太]:我们可以提供一材料。根据联合国最新调查公布的一个2005年世界主要语言的分布,跟它的实力和调查报告,2004年以前汉语排在第三,第四位。2005年排在第二位,也就是说它的分布和实力,就是使用的人口数量、使用的领域,排在英语后面,在德语前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1:31]
[张世平]:刚才王旭明主任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我们请到的都是年岁比较高的,德高望重的语言文字学家,我们请的是语言文字界最著名的、成就最大的、影响最大的老先生。我想语言文字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分不同层次。我们中青年对语言文字工作有兴趣,在这方面进行研究也是比较多的。但从语言文字学家这个角度,可能需要有多年的积累,但从事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为这个工作做贡献,我想中、青年可能更多。我国近11年来,已经有1800万人次参加了普通话水平的测试。我想这些人都是我们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积极分子,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四万多国家级和省级普通话测试员,这些人是我们推广普通话的“宣传队”和“播种机”。这些和我们语言文字学家,从不同年龄层次、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推动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使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在新世纪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发展前景。我想可能是这么一个基本情况。尤其感谢各位媒体的朋友。 [11:31]
[王旭明]:最后提两个问题。 [11:32]
[记者]:刚才我们说到简化汉字有好认,好学优点,对民众是好事,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繁体字还不能完全消失,还有用得着的人家看,用得着人家研究这些繁体字的领域,我在大学学中文,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简体字是由若干个繁体简化而来的,比如“后”,现在写起来非常好写,但是有前后的“后”和太后的“后”之分,比如像“钟”,有“钟”表的“钟”的繁体字,还有钟情的“钟”的繁体字,从简化可以回到繁体,但是从简体很难回到繁体去了,从国家层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消除这些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11:35]
[傅永和]:简化字发展五十年来,从认识上和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50年代初,我们汉字的繁、难主要认为笔画多,所以最初的简化侧重于笔画的减少。更多的采用了草书楷化的字,比如现在长短的“长”,专门的“专”。后来发现笔画少不一定能减轻学习、书写的负担,譬如说现在最明显的尧舜的“尧”,原来是上面三个“土”,下面一个“兀”,现在上面是简化了,笔画上减了很多,但是在认读和书写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加强了负担,因为尧上面不是一个“戈”,也不是“弋”,所以使人们注意到,单纯追求汉字笔划的减少,并不能完全减轻学习和认读的负担。应该减少汉字的字量。所以这个同音代替字就减少了一些。现在看来,这个同音代替字,所谓好多字能简化成一个字,就是原来在使用中,这些字是互用、混用的,根据这个特点,把他们合并成一个。实际在我们具体应用中,它有产生意义混淆的一方面。所以在1964年,国务院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其中除去对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字方案,进一步从字形上简化以外,主要的是对同音的简化字加了注解,就是什么情况下应该还用原来的字,所以对于同音字加了注解。 [11:35]
[傅永和]:1986年我们重新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又增加同音代替字的注解。其中在在“二简”废除之前,国家语委成立一个七人小组,就是想按胡乔木先生的意见,对简化字做一个全面的检讨。当时成立了以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和语言所的吕叔湘先生等七人小组,当时对同音代替字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对同音代替字,要做一个应用上的详细的注解,哪些情况下,应该使用这个简化字,哪些情况下还不能使用简化字。第二种方法就是绝大部分不要再简化了。这两个方案,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考虑到简化字从1956年到80年代已经好几代人都熟悉了,如果再还原,又会造成应用上的混乱,因此,保持稳定不变,尽量把同音代替这些字,能够在应用中给予语意上的区分。 [11:36]
[傅永和]:现在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方面,汉字的输入计算机使用,现在已经有很好的简繁转换的软件,现在这个软件像台湾有,新加坡也有,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个软件,但是简繁转换软件,各家的水平参差不齐,上次我和北大的陆俭明教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作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我们应该统一的搞一个简繁汉字的转换软件系统。“简繁转换”主要的就是108个同音代替字,偏旁字型简化一对一的字不需要进行简繁转换,主要是108个字的转换。刚才这位先生讲的非常对,就是由简化字回到繁体字比较困难,所以为了便于应用,既然现在要保持汉字相对稳定,就应该采取这方面的措施,作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应该作为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把它做好,参考各家简繁转换的系统,搞一个最完整的系统,把适用面更宽一些。 [11:36]
[王旭明]:今天上午特别感谢大家,从9:30到现在几乎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探讨语言,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话题。特别提到张司长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们有1800万人次接受了普通话的测试,有4万人是省级和国家级的测试员,我本来还想知道,我们中青年专家队伍到底还有多少?还有我们今天在座的五位专家为代表的这一支最高层次的推广普通话的队伍,我觉得我们推广普通话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作,在走了50年之后,会越走越辉煌,越走越通畅,这是我们坚信不移的。我们特别感谢几位老先生,特别是周有光先生,百岁老语言学家,与我们一起共渡了两个多小时的时光,3月31日举行国家语言规范化工作50周年纪念会,在这之前,我们希望各个媒体,能够为我们推广普通话再做一次鼓与呼,再造一个良好舆论氛围,为此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材料,其中提供了若干篇文章,这些文章会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会发表,其他的报纸由于篇幅和读者对象不同,我们已经得到授权,这些文章你可以在你们的报纸上宣传发表。这些文章还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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