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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的“文艺心”

2018-03-26 来源:《光明日报》收藏

  编者按

  钟扬的离去为何让如此多的人不舍?科学界、教育界……无数人自发地怀念他,追忆他。我们跟随他生前在雪域高原、在上海海滨、在复旦校园播撒下的种子,不断探寻他的精神世界,采撷他生命之树结出的甘美果实。透过它们,一个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钟扬向我们走来。

  “那年8月,我们的考察队沿着泥泞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第二天清晨,队伍重新起程,车开了回头看,熟悉的土墙,挂满经幡的玛尼旗杆,旅馆老板一家子挥舞告别的手臂。那后面,一缕晨光正巧投进洞开的窗口,心头顿时涌起暖意。”

  上述短文节选自《藏北的窗》,是钟扬对工作日常的记录,也见证了这位生物学家的“文艺心”。

  钟扬的文章写得好,他的同事好友们都很佩服。据他的中学同学讲述,在同龄人还懵懂的时候,他大事小事都能讲出个所以然来,在中学时的作文几乎都是范文,常会被贴在学校门口。后来虽然没学文科,成了科学家,但从小练就的一颗“文艺心”,为他此后科学研究事业打上了丰满厚实的底色。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的科普文章特别好看,科普讲座特别好听,他大约称得上是生物学家里最会做科普的专家之一。他能用最简洁的话语,把复杂的科学知识说得轻松有趣,让你分分钟“路转粉”,没准从此就跟着他走上了生态学研究的道路。

  对于这一“特别”的能力,他也毫不谦虚:“科普毕竟姓科,写科普的人科学素养要高。如果你很久不在科学一线工作,思想就脱离主流了。现在,一流的科学家一般不写科普文章,许多写的人科学思想又比较老旧;第二,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你的文学素养也要高。现在好多科学家写科普文章太直白。我大学的时候写诗,感觉一个月15元的助学金不够了,就写首诗去发表,一首两块钱。写得好一点有十块钱,可以请三个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写科普也得要创新,这跟搞科研一模一样。”

  钟扬从小背诗词,也写诗;他也练书法,喜欢画画,会拉二胡,有时还学点音乐知识。少年时的他就有着严格的时间管理意识,努力“做时间的主人”。只是这些兴趣爱好后来大多被繁忙的工作湮没了。但若是仔细看他的课堂板书,那一手漂亮的字就能让你折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他的书法特长有了用武之地。一有机会,他就教外国朋友用毛笔写“中国”两个大字。妻子张晓艳说,那时候的他特自豪。

  钟扬那颗“文艺心”背后,其实是浓浓的家国情怀。

  他曾忆起初中时的一幕:“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我拿着一本英语书跑到城外山上早读。一会儿来了一个农村的小伙子,担着一担土粪往山坡地里送,跑得很快,累得满头大汗。撒完了粪,他用羡慕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挑起空担子,又慢慢下坡了,看样子他在边走边想心思。看着他,我心里突然翻起了浪潮——中国的农民还这样苦,劳动方式还这样落后,多么需要用科学文化来改变这种现状啊!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以此素材写了一首诗发在《中岳》杂志上。”

  少年情怀总是诗。那时的钟扬,就想得很深、很远。

  这颗“文艺心”,就是“中国心”。

  所以,那一扇藏北的窗,那一缕晨光,让他怦然心动。

  那一粒粒种子,让他半生跋涉,在高山砾石间书写永恒的诗意。(本报记者 颜维琦)

(责任编辑:刘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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