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大学主楼的后广场,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铜钟上镌刻着一段铭文:“河海泱泱,立学设庠;英彦蔚起,山高水长;翔宇负笈,邦国之光;七七事变,倭寇似狂;毁我校园,景钟云亡;今兹重铸,宫生???牛惠份费ё樱?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每逢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和一些重大的节日、纪念日,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们鸣钟纪念。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莘莘学子,一代又一代,南开校钟以及校钟上所铭记的这段历史,已经刻骨铭心地永驻南开人的心中。
1897年,甲午战败,英、法、德、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当时正在北洋水师实习的青年张伯苓,亲眼目睹国权沦丧的残酷现实,心中激荡着悲愤的情绪。他说:“立志要改革我们的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练陆军、海军同外国相周旋。我认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于是,这位从战船上疲惫地走下来的青年,在天津八里台荒郊野地的一片水洼子里,创办了南开学校,使其变成了天下闻名的学堂!
南开创办后,始终将“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作为兴学育人的宗旨与目的,以周恩来、马骏、于方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青年都来到南开求学,南开师生的爱国运动举国瞩目。
20世纪30年代是日寇全面掳掠华夏的危亡时刻,南开人的爱国抗日情怀更是淋漓迸发。早在1927年4月,校长张伯苓就亲赴东北考察,调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回津后,组织南开师生成立了“满蒙研究会”,次年改名为“东北研究会”,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学生们又立即成立了“国难救国会”。
当东北全境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南开当即作出决定:凡是家在东北的南开学生,其生活费全部由学校暂垫,学费也可以缓交。张伯苓还先后接纳了78名因为战乱而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生,让他们在南开免费借读。
当时,南开的学生们为国家的命运“放声痛哭”、“饮食难下”;南开的教授们关心国难,“提书授课时,泪盈盈而欲泣”。在“九?一八”之后掀起的爱国抗日大潮中,时时会有南开人的身影,南开成了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重镇。
在此期间,还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南开学生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的表现。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到会者不仅有来自察哈尔、陕西、山东等12个省市和地区的运动员,还有河北省省长于学忠、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等中国官员和美、日、德等许多外国领事。张伯苓被推举为运动会的副会长兼总裁判长。入场式开始后,正对着主席台的400多名南开学校的拉拉队员突然在队长的指挥下,用双色手旗打出了“勿忘国耻”、“勿忘九?一八”、“收复失地”等字阵,一时间震惊了3万余名观众,观众们很快纷纷起立,为南开学生鼓掌。这一举动使在场的日本驻天津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十分恼怒,立刻向天津地方当局提出抗议,国民政府饬令南开学校对学生严加管束。可张伯苓把学生领袖们找来时的四句话却是:“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下回还那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说完,一脸微笑地看着他可爱的学生。
南开的抗日救亡活动招致日本侵略者的嫉恨。1937年7月28日,是代代南开人永远忘不了的日子,那一天,日军进攻天津,驻扎在海光寺的日军将炮口直接对准南开大学狂轰滥炸。火海中,木斋图书馆首先被毁,只剩下支架矗立在那里。紧接着,大学部的秀山堂、芝琴楼、教师学生宿舍和大部分平房夷为平地,图书设备遭到野蛮劫掠,德国克虏伯工厂制造的重达1.3万余斤的校钟也不知所终。南开大学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当时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1/10!在日本人轰炸、侵占南开大学的同时,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也遭到了日寇的严重毁掠,整个南开校园被摧毁殆尽,损失难以估价。
数十年惨淡经营,一夜间疮痍满目,张伯苓的心中溢满了悲痛,他向记者们发表了演讲:“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日寇炸不垮南开精神,南开大学举校南迁,与辞却了五朝宫阙的清华、北大一起,驻足于衡山湘水,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即后来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大。在栉风沐雨的漂泊中和战火纷飞的硝烟里赓续教育救国的篇章,创造出“弦歌八载,桃李满天”的伟大悲壮的教育奇迹。
为了让一代又一代的南开人永远铭记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炸毁的惨痛历史,1997年7月,南开大学重铸校钟。新的南开校钟重达3000公斤,钟高1.937米,意在牢记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的历史。大钟的钟槌与南京警世钟的钟槌都出自一棵有着80年树龄的檀木。年年“九?一八”,南开师生都要敲响校钟,首敲9响,次敲1响,再敲8响,钟声轰鸣,声震方圆数里,警示着南开人铭记国耻和校耻。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0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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