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二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

用心血做学问 用生命写文章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温儒敏

　　孟二冬老师是我们的同事，他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十多年来，是同行眼里认真踏实的学者，是学生眼中宽厚的师长和朋友。像孟二冬这样的老师，在北大并不少，他的事迹唤起我们观察思考校园里学者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精神境界也得到提升。我想，这就是孟二冬的意义。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孟二冬在从安徽宿州学院毕业留校做管理工作时，就抱有对学问的热爱和继续求学的理想，是发自内心的学术追求促使他来北大进修，在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先生指导下研修唐诗。1985年他又放弃稳定的工作，考上北大的硕士研究生，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向往的学术事业。1988年孟二冬硕士毕业，到烟台大学任教，分居两地的家人终于团聚，又分到成套的住房，足以安居乐业了，但三年之后他再次告别妻女，第三次到北大，攻读博士研究生。如果没有对学问的热爱和追求，孟二冬就不会历尽艰辛，忍受与家人离别的寂寞，放弃优越安稳的生活，一次次北上求学。学问对于孟二冬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他的追求，他的习惯，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精神境界。1994年孟二冬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住在校内简易的筒子楼里，生活清苦，但因为离图书馆近读书方便，他自得其乐。有人劝他接受一些校外兼课的邀请，以接济家用，他不为所动，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到学问上。学问对于孟二冬是一种乐趣，一份痴迷，是超越了功利目的之后的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

　　孟二冬做学问是非常认真专注的。他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其他研究著作，都显示出理论创新与扎实的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治学特点。其中研究唐代文学与文化的成果，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而在《〈登科记考〉补正》这部书里，孟二冬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登科记考》是清代学者徐松的专著，记载了唐代科举制度方面许多重要的史事，历来是研究唐代社会、文化的基本用书。孟二冬发现该书的史实存在诸多疏漏，他要做“补正”的工作。这样一个资料性的冷僻的课题，既不会轰动，也不能赚钱，而要从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中搜寻相关材料，补正前人的不足，那无异于披沙拣金，大海捞针，是非常耗时费事的。但从文化传承与研究的角度说，又是很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学问。

　　孟二冬一做就是七年。这七年正是他精力旺盛的时期，他可以把时间和才华用在更容易出成果的研究课题上，或者用于谋求更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生活上，但孟二冬却把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不分寒暑和假日，上课之余，他几乎天天到图书馆古籍阅览室翻阅尘封的线装书，看那些古籍胶片，和图书馆管理员们一同上下班，这种甘于寂寞的精神来自哪里？孟二冬在书的后记里说“虽不能偃仰啸歌，心亦陶然”，这种幸福的体验又源自何处？我认为，那是纯粹的学者对学术的真诚与忘我的态度，是在那种求知、求真、求实过程中达到的完美境界，做学问的勇气、耐心和愉悦都来源于此。孟二冬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而从事学术，也不是为了生计和职业去被动完成研究任务，他是在实践一种庄严的学术理想。

　　2004年3月，孟二冬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他在石河子大学任教才两个月，和学生的关系就处得非常融洽，他生病回到北京，石河子大学的学生们自发地捐款，寄来饱含深情的慰问信，其中有的学生动情地把他称作父亲。孟二冬在病床上也惦记着新疆的学生，还让自己的博士生专门到新疆去给他们做讲座，并带去自己花钱买的书籍和资料。

　　这就是孟二冬。学问对他来说，是一项值得用整个人生投入的事业，是一件痴迷的乐事，是一份完美的精神追求。育人对他来讲，是老师的天职，是爱心的释放，是让自己踏实宽心的本分。他是我们身边普通的教员，然而这种普通当中又有着非凡。孟二冬为师为学都达到了纯粹而高尚的境界。他是那样有爱心，有健全的人格，是一位很“阳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他的确是我们广大教师的楷模。有一批像孟二冬这样有高品格的老师，北大就有了主心骨，就能保持她的精神的魅力，就能更有效地抵制低俗浮华的风气，就能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人民网 2006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