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风云变幻与教育的重大使命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一个重大事件，推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折，推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城市发表了“南方谈话”，他洞察全球政治风云变化和经济发展，对“苏东剧变”作了深刻剖析，阐述了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趋势，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向。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作出的重大抉择---中国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当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时，邓小平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又一次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要目标的历史新阶段。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伟大尝试。

　　知识经济对中国优先发展教育有重大启示。世纪之交，知识经济悄然兴起，发达国家开始从后工业化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作为亟须跨越式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研究思考知识经济对中国社会和跨世纪教育发展的影响。世界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折时代，发达国家相继从后工业时代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代替物质资源成为最重要的资源。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指出：知识正在成为一切有形资源的“最终替代”，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已经或正在改变工业组织、公司结构、商业竞争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创造财富的途径，甚至战争的方式。他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提出：“我们正快速迈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权力结构，这一权力结构造成的将不是一个分成两种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为三种截然对立和相互竞争的文明所分割的世界---锄头象征着第一种文明，流水线象征着第二种文明，电脑象征着第三种文明。”知识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识经济一体化，它是指知识与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包含的过程。随着知识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大，经济的知识取向也日益强烈。作为结果，它是“知识的经济化”和“经济的知识化”这两种趋势的合流。知识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和知识发展的新现象、新趋势。

　　世界上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有四种，即物力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是唯一可连续开发、深层次开发和无止境开发的战略资源。知识经济社会中，人力资源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发达国家将构建知识社会作为国家战略，将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第三级教育作为知识社会建设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2000年，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27个，2003年达到33个国家或地区，2004年达到36个国家或地区，这就是说世界有近1/5的国家或地区进入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世界银行提出知识经济的四个支柱是：（1）能够为有效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新知识以及企业家精神提供激励的经济激励机制和制度；（2）能够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受过良好教育并掌握一定技能的公民；（3）能够促进信息的有效交流、传播和加工的动态的信息基础设施；（4）由企业、研究中心、大学、思想库、咨询机构以及其他组织组成的高效的创新系统，它有利于利用不断增长的全球知识，吸收并使之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人力资本和技术为重要推动力，以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部门为支柱，以强大的科学系统和教育培训系统为坚强后盾的新型经济形态，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需要坚实的教育基础。因此，知识经济的兴起不仅给中国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它给中国高层决策者作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决策以重大启示。

　　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呼唤高层次人才。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加快，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将引发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活动方式的深刻变革，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使科技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JamesMartin）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19世纪每50年增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一倍；20世纪70年代，每5年增一倍；20世纪80年代，每3年增一倍；预计到2020年，每73天增一倍。19世纪，一项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大约为10年，20世纪前半期为5年，20世纪50-60年代为1-3年，80年代为数月，90年代为数天，21世纪可以达到数小时。

　　从历史发展观察，自唐宋开始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1/4。到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世界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格局，对人才的规模与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全民科学文化水平决定着未来。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逐渐由一个科学、科技“输出国”沦落为科学技术的纯“输入国”。

　　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落后。在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同时，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也落后于发达国家。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后的100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到1993年毛入学率为5%，与世界平均水平18%的毛入学率差距较大。全国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44%，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低层次的人才结构既难以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要求，更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中国必须把握21世纪的机遇---利用知识重获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并行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21世纪头一二十年之所以是我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首先是这一时期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将为我国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双重可能。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为各国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经济全球化也是当今世界大转折中最突出的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迁。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既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也对中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吸纳外资和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建设资金和资源的不足；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和管理现代化上的超越；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高新科技知识和优秀文化，培养各方面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发展更具开放性，中国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2002年5月10日，江泽民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三十五届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本地区内发展中经济体结构调整的难度和遭遇外部冲击的风险。”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客观的进程。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进去。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直面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等的挑战，也要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就是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领导人思考的战略问题，也是中国教育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责任编辑 傅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