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实施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教育大国，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24%以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趋向极限。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比较中，唯有人力资源可能形成比较优势。

　　1998年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落下帷幕，600多名中外记者纷纷涌向人民大会堂三楼新闻发布厅抢占“有利地形”，新任国务院总理朱？F基和4位副总理在这里与中外记者见面。上午10时30分，上百台摄像机、照相机镜头转向入口处。身着西装的朱？F基、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步入大厅，在如闪电交织般的闪光灯中落座，沸腾的大厅立刻变得鸦雀无声。记者们的目光聚焦在朱？F基等人身上。

　　刚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朱？F基语气凝重地说：“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江泽民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多次阐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因为没有资金，贯彻得不好”，“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国家科技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我来任组长，李岚清副总理任副组长。这个决定已经过江泽民主席批准。我们有决心进一步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科教兴国不仅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更是可以影响乃至决定中国未来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国策。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代，时值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种种原因，发展科技与教育在当时尚未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是邓小平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悟出如果不把对科技和教育的重视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可能会严重制约中国的超常规赶超和跨越式发展。所以，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开始思考如何从战略的层面理解科技和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早在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1982年，邓小平在论述20年内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1985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同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8年，邓小平深刻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中再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四大不仅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而且也使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正是在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懈探索和孜孜追求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由党的文件上升到国家战略，提出了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他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他重申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年乃至整个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以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国策。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了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明确提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8年，经中央批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以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1999年，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

　　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育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基本活动；第二，教育投资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投资；第三，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和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基地。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谈到“科教兴国”时曾经说过一句话：“科教兴国，一字千金。”在面临多种抉择的情况下，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战略，奠定了国家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以前人们经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句话其实值得推敲。“人口众多”是事实，但是“地大物博”就要打上一个引号乃至问号了。不错，中国国土面积确实有960万平方公里，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却不到美国的1/3；中国确实有比较多的自然资源，但这些资源，若除以10多亿人口，人均资源占有率就会极低。新中国建立之后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曾经走过一条竭泽而渔的发展道路，但自然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依靠竭泽而渔的方式要想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确实是难而又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众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劣势，如何把这种劣势变为优势，这就必须依靠教育和科技，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和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国情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作出的世纪性重大抉择。

　　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大国崛起之路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是依靠科技和教育最终发展起来的，这其中尤以日本最为典型。日本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有相近之处。日本国土面积仅有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却超过1亿，而且是一个地震频发、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后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说：“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所以，虽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但日本却仍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又重新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国家。

　　实施科教兴国可以为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实行的一系列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找到一个有力的统摄，它提供了一个“元依据”。

　　正是因为实行了科教兴国战略，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学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基因绘制图，在世界上首次构建成功水稻基因组物理全图；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许多指标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纪录；中国在国际上首次定位和克隆了神经性高频耳聋基因、乳光牙本质Ⅱ型、汉孔角化症等遗传病的致病基因；量子信息领域避错码被国际公认为量子信息领域“最令人激动的成果”；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并顺利返回；“嫦娥奔月计划”顺利进行。

　　正是因为实行了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在不到1/3的世纪中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了24%，全体国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足5年上升到现在的8.49年。

（责任编辑 傅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