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明航

　　在体制改革或制度安排上，政府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政府政策对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理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教育进步的。一项制度设计越能充分激励个人奋斗，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叠程度越大，便是一项成功的制度和改革。因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制度配置适应教育体制改革的模式

　　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源泉是社会在现实进步中不断积蓄形成的，受多种因素影响。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源泉积蓄到什么程度教育体制改革才发生呢？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分析，教育制度配置适应教育体制改革可以有两种模式：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当某种制度无法满足形势的要求，出现制度不均衡，可能会产生许多备选制度，满足不同的利益者。此时，一种能让多数人所接受的制度被确定，一般被称为诱制性制度变迁。诱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调解需求先于新制度的确定而存在，是被动的适应。当某种制度还能满足当前形势的要求，当前形势的主导者为了引导某种形势朝着自己获利最多的方向发展，或预计外界竞争形势的到来使自己的损失尽量最少，主导制度的变化，一般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调解需求后于新制度的确定而存在，是主动的适应。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是比较稳健，风险小，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小，但是等待的时间较长，变迁的效率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是效率高，时间快，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但是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大，风险大。从理论上讲，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各有利弊，诱制性制度变迁一般适合于先发型国家、处于优势地位的优势领域，用于基础战略等；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适合于后发型国家、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领域，用于竞争战略等。

　　教育制度配置适应教育体制改革也有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也很难有一个绝对标准和界限，对这两种模式的划分和分析，是想说明在制度改革和制度配置中存在着不同意识和不同战略思想。具体到某种情况下到底是采取诱制性制度变迁还是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态，要依据竞争环境和集团利益，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克服个人偏好和有限理性以及官僚主义等不利影响，乘势利导、因时制宜。

　　我国教育制度配置适应教育体制改革时，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应该结合使用。诱制性制度变迁一般应该针对国家教育的秩序、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育投资体制、西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等。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应该针对国家未来的人才战略问题，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素质要求、人才选拔标准和制度等。

　　教育制度配置与教育体制改革的关系

　　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与前提。教育制度是教育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教育制度配置的改变也使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教育体制改革从本质上看是通过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来改变教育的功能（教育公平、教育效率、促进发展、选拔人才等）。因此，没有教育制度配置，教育体制改革就是空中楼阁，教育制度配置可以说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与前提。

　　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形式与路径。教育体制改革一般表现为一种思想和主张，或是一种前进的方向，是比较抽象的高层次的思想和理论。教育制度配置则表现得较为具体一些，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更通俗地说是一种教育行动秩序和游戏规则。为了实施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制度配置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实现形式与路径。

　　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支持与保障。当教育制度配置能体现和表达教育体制改革的思想和方向时，教育体制改革会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当教育制度配置不能准确体现和表达教育体制改革的思想和方向时，教育体制改革会偏离改革者预设的轨道，难以达到预计的效果，教育体制改革就不能获得成功。因此，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支持与保障。

　　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制度配置的动力与源泉。教育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思想和主张，一般代表着某个阶级、阶层或统治者的利益，也表达着某种欲望、价值或理想。可以说，教育体制改革具有智慧性、创新性、政治性、革命性和发展性。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既可能是鼓舞人心的，也可能是民怨沸腾的。教育制度配置虽然是教育体制改革的路径和保障，但毕竟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形式，是一种中性的手段，要体现教育体制改革者的利益和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制度配置的动力与源泉。

　　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制度配置的方向与目标。如上所说，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形式，是一种中性的手段，不是毫无目标，要体现教育体制改革者的利益和理想。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也是教育制度配置的方向与目标。

　　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关键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并不断完善的30年，也伴随着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科技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适应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体制和机制上二者的管理模式不同，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同，协调权力和分配利益的方式也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以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本质上，它以市场方式来调节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追求通过就业市场和升学市场上的竞争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学校、个人对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计划经济模式认为，一个高效、人道的政府可以预测教育供给未来发展的趋势，并据此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对教育予以科学指导。它能够认识并修正市场的缺陷，以民主的方式达到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这种处理方式在本质上偏重于满足社会教育需求，对个人教育需求的满足重视不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增强了教育发展的动力，也将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体制的转轨，既对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内容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增加了教育系统自身改革的压力、动力和活力，也将为教育体制改革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体制逐渐完善，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往教育体制中不适应经济、政治、科技和教育发展的弊端日趋显露。在办学体制上，有限的教育规模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管理体制上，国家集举办权和管理权于一身，约束学校的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和教育创新；在投资体制上，教育投资渠道单一，经费投入短缺，有限的投资经费使用效率又不高，严重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教育结构和体系上，不适应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发展，教育体系内部的沟通和衔接不合理，影响教育事业为社会经济服务和人才成长服务作用的发挥。

　　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第一，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

　　教育在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改变自身形态和方式。历史上教育的每一次创新，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的不断创新是教育发展的生命源泉。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一切正在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同样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教育。新世纪对创新人才的呼唤和对知识价值的更加重视，促使教育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传统教育体制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为了争取在21世纪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教育改革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将承担起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邓小平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是基于他对教育在新技术革命中的战略意义的分析，他是把教育同人才、科技发展、经济振兴、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看待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第二，多出人才和出好人才是衡量学校质量的根本标准。

　　多出人才和出好人才就是指学校培养人才的数量多、质量高，是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也是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中，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9年2月21日

（责任编辑 薛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