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去行政化，其实是要把学校的本来面目恢复过来。这次《规划纲要》，把高校去行政化这个命题提了出来，说明高层有决心恢复高校是学术机构的本来面目。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本次全国两会上，一直是记者关注的焦点。
在政协教育组第三组，每当会议间歇时，总有大批记者围拢过去，问他关于高校改革的前景，问他大学如何去行政化，问他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办的怎么样了……
这位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曾因在中科大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被称“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2009年9月，这位业已退休的老人，接受了一所正在筹建中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聘书。
他重新出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所创立于深圳的大学，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践行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试图努力打造成为一所具国际影响力且真正拥有现代大学制度的高等学府，而这也是中国几代教育人念兹在兹的梦想。
在全国“两会”期间，本报记者几次采访了朱清时委员，请他就刚刚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以及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干得好，胜过说一千遍道理”
《21世纪》：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辟很大篇幅谈教育问题，并明确提出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勇于创新，鼓励实验”。对于总理的此番表态，你怎么看？
朱清时：我觉得总理的话说得很到位。
现在很多教育改革，其实都是在原来的框架下面修修补补。比如说文理分科问题，本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文理科也是分开的，分开没有多大的好处，不分开也没有多大的坏处，没必要在这个方面纠缠。
其实，我们更需要对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寻找对策。我自己觉得，我们的体制高度行政化，这方面需要大胆突破，要突破目前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僵化的东西。
总理强调“鼓励试验”，这一点说得太好了。长期以来教育界争论不断，你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因为教育太复杂了，没有一种大家都认为好的方法。这种局面只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必须让人做试验，用实践来说明问题。
干得好，胜过你说一千遍的道理；干得不好，找出原因来，重来重干。这也许是现在中国教育唯一必走的路。
“行政是给教授搭台的”
《21世纪》：“高校行政化”的问题，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亦被认为是妨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毒瘤，这次的《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去行政化”，对此，你作何评价？
朱清时：我觉得，这是《规划纲要》里最大的亮点。
据我看，中国高校行政化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所谓行政化，并不是高校行政级别那么简单，实际上，中国高校是靠行政权力在驱动，而不是在靠学术优秀来驱动的。
就像一个剧团，你若想要办好，只能去追求把戏唱的越来越好才行，而不能追求跟唱戏无关的权力。而行政上是要求谁的官大权大，谁就指挥一切。这是行政化跟学术主导的根本区别。学校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是学术主导的。
去行政化，其实是要把学校的本来面目恢复过来。这次《规划纲要》把高校去行政化这个命题提了出来，我觉得是国家意志的反映，说明高层有决心恢复高校是学术机构的本来面目。
现在，《规划纲要》里谈到了去行政化的问题，还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政策。今后还得一步步推动，才能把它完善化。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搞教育的人努力争取的，希望最后能做到这一步。
《21世纪》：与去行政化相关的，有学者也呼吁要尽快改革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尽快赋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你觉得目前高校最需要什么样的自主权？
朱清时：现在，高校需要的自主权太多了。
高校需要按照自己的规律来办学，比如，高校应该有自主开设专业的权力，自主选择教材的权力，自主招生的权力，也应该有自主颁发毕业证书的权力，自主授予学位的权力。但现在，这些权力都是没有的。
《21世纪》：作为“去行政化”改革的主体，高校自身是否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
朱清时：的确，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主管部门通过一个所谓的行政决策那么简单。
中国高校已有了几十年的行政化历史了，现在高校里很多人都已被行政权力给固化了。包括我们的很多教授，实际上都已是行政官员了，而且，很多高校的行政官员也都当上教授了。如果你再强调什么教授治校，那不还是他们在治校？
如果主管部门下一个行政命令说是要去行政化，要教授治校，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人还是那批人。
所以，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更替了，一种新的文化生长出来了，中国大学才可能真正去行政化，才可能真正自治。我觉得这个过程，快也要至少十年，人不换是不行的。
我觉得可以期待的是，中国每年都要新建立几百所大学，现在可以要求这些新大学就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去建，十年以后，就会有一批相当多的新学校出现。
《21世纪》：你执掌的南方科技大学，会否成为本次教改中“高校行政体制改革”的试点？
朱清时：我希望能够成为被选中的试点，好让我们去探索。
我们未来想做的，就是订立大学章程，就是教授治校，学校的行政是给教授搭台的，由学术主导学校的运作。
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订立《南方科技大学章程》，还要深圳市人大通过，就是想要依法治校。因为，如果没有人大通过，这个章程就不具备法律效力，谁都不怕它，谁都可以轻易修改，而且违反它也没有什么惩处，那就麻烦了。
高校更需要“授课大师”
《21世纪》：我们还注意到总理报告中，提到要“鼓励教师专注于教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述？
朱清时：现在大学里真正懂讲课的老师越来越少了，这与现在的管理制度有关。
教育部有过规定，审批一个大学需要这个学校有一定比例的研究生，这就造成每所大学都想招收研究生，都想办成研究型的大学，于是学校就都鼓励老师去做科研。同时，现行的大学评价体系也存在问题，老师教的好不好，要数他的论文篇数、科研成果，这些都是偏颇的地方。
现在应该有所纠偏，鼓励一些教师专心教学，把教学搞到最好。《规划纲要》说，“教师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这一点特别对，教师就是要教书。
我觉得，高校更需要授课大师，然后才是科研。（马晖 宋美凤）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3月9日
（责任编辑 傅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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