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键词转换看理念演变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小微

　　期待已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公布，其对今后10多年中国教育发展的意义，堪比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及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甚至更加重要。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策，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与党的十四大精神相一致，1993年纲要又将教育定位于整个社会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一份《规划纲要》，则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之中。显然，教育的战略地位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前两次规定的教育发展走的是“重点发展”之路，这一次则突出了教育总体发展中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发展方式上有所不同。

　　从“重点发展”到“均衡发展”，其背后的原因是教育发展的总体取向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93年纲要中“效益”一词出现了11次，而在2010年规划纲要中，“公平”出现了17次(效率3次、效益2次)，均衡出现了10次，“公平”超越“效益”被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规划纲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其“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规划纲要》十分重视缩小校际差异(如通过弱校改造)、城乡差异(通过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建立)和区域差异，尤其重视农村教育问题，“农村”一词在规划纲要中出现的频率达到39次，涵盖农村的“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农村学校”、“职业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是，要警惕把“公平”做成“平均”。目前《规划纲要》中似乎政府包揽太多，并显示出体制上的一统二包、单一固化，表现是不仅承担义务教育，而且大有担起所有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事实上，国家只需保证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需求满足，只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服务，之后各阶段各类型的优质教育，可以也应当由享受教育的个人或者家长来“购买”，还可以由社会力量来支撑。这就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办多样化的教育，只有从体制和制度上合理放开，教育发展才有活水源头。

　　除了关注横向上的教育均衡，也应重视纵向的均衡，即国家教育资源投入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之间的分配均衡。多年来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远远大于基础教育。当年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国家仅投入1个亿，而“985”大学，动不动就给一所学校多个亿。办国际一流大学固然需要钱，然而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名牌大学基本上是由一把手校长负责向社会筹集办学资金。

　　《规划纲要》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学习”，在正文中共出现41次。相比之下，1993年纲要出现5次，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出现8次，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出现18次，呈现出逐步升温的态势。由于学习总是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所以，高频率出现“学习”一词，而且在战略目标的表述中称“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至少表明这份文件正在摆脱单一的“社会本位”向度，开始关注教育事业对每一个个人生命发展的意义。文件同时也表达了国家建构终身教育体系的决心:“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然而，略感不足的是，《规划纲要》的话语表达中时而透出“以经济思维办教育”的痕迹，例如，“人力资源”(出现13次)、“人力资源强国”(5次)等等用语，延续了1985年以来一直将教育定位于服务“经济发展”　(1985)、　“市场经济”(1993)、“知识经济”和“经济社会”(1998)的惯性。如1998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的提法是“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直接与知识经济对接。如果只是突出对人的“人才”定位和对教育的工具定位，那么就难免忽略人的本体价值和教育的育人价值(亦即“内在价值”)。教育的旨归不仅在于“强国”，而且还要“立人”。

　　此外，《规划纲要》文本中，“素质”出现38次、“质量”出现46次，对二者关系的论述也比较清晰，即“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不过，尽管要求“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却对要树立什么样的质量观缺少必要的论证或说明，这容易使“质量”在实践中流于口号。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4日

（责任编辑 王轶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