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问题的思考

梁春贤

　　近几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在绝对量上有了大幅增长，但仍存在结构不合理、地区差异大等问题。

　　财政性教育投入的必要性。教育不是纯公共产品，政府之所以对教育事业支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人力资本的发展对经济具有推动作用。教育事业对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人力资源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财政性教育支出构成政府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教育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在一个以知识、信息为资源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教育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许多教育投资的社会效益高于其对受教育者个人的经济效益；第三，教育具有间接性和迟效性。相对于经济建设性投资而言，教育支出的效果具有间接性和迟效性。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考虑，个人往往更注重那些见效快、收益较好的项目，不愿意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教育事业；第四，教育是一种优值品。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由于消费者的偏好不合理，大大低估了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作用，从而过少的进行教育投资。在教育是一种优值品的情况下，纯市场提供会带来巨大的效率损失。正确的选择就是由政府来矫正因消费者偏好不合理带来的市场缺陷；第五，教育支出受家庭预算制约。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受每个家庭预算的制约。财政性教育投资可以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的现状分析。众所周知近几年是我国教育经费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但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财政性教育投入在发展过程中潜在的一些问题：第一，财政性教育投入力度受政府财力制约。从国际范围看，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通常是衡量一个国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该指标设定在4%―6%之间。该指标早在1993年就得到我国官方认同，并提出了4%的目标，但因财政体制等各种原因，这一目标至今实现仍有难度。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取决于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同时也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低于各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这将进一步制约；第二，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财政性教育投入结构不合理。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偏高，必然挤占了部分基础教育经费，其结果既违背了公平，又损害了效率；第三，财政性教育投入地区差异较大。20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将教育投资和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可投入的资金能力不同，因此使教育经费投入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基础教育上；第四，财政性教育投入不排斥个人责任。教育事业需要政府干预和介入，但应坚持教育的多元化投入，不能一味强化政府责任，过分依赖政府。即使在发达国家，基础教育阶段个人投入的部分也占一定比重，高等教育就更不必说。

　　完善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的政策选择。第一，增强财政有效财力，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财政性教育投入受各级政府财力的制约，今后几年我们应加强税收征管，大力推进税费改革，保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为教育投入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第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一方面，教育属于公共事业，应以政府投入为主，财政支出应优先保证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另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投资模式应以法律形式固定（如支出项目、比例标准等），特别是各级政府财政教育投入的比例，应尽快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防止财政支出的其他项目挤占教育经费；第三，优化教育资金分配结构，强化基础教育投入。政府应明确基础教育在教育经费中的优先地位，将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基础教育，非基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采用多元化渠道筹措资金；第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教育均衡发展。通过逐步完善现有的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地区间的财政教育状况。一方面，可以使中央财政从财力充裕的地区集中部分财力，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弥补贫困地区财政的教育收支缺口。另一方面，建立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办学、教学条件的改善等问题。

摘自：《科技日报》2010年3月18日

（责任编辑 王轶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