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谁在说？

两会教育报道回眸

　　随着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关于教育的议案、提案数量增加，近年来的两会新闻与评论中，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和重要的议题。今年，又值《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在两会前夕开始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自去年1月以来，《规划纲要》第二次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其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和文本内容立刻引起广泛关注，从而为两会期间的媒体教育评论增加更多话题。

　　大众媒体是公共舆论议程的“有力建立者”，同时又是公众意见的反映平台，在众多的或者相同、或者对立的教育评论文章中，我们试图追问:什么样的教育观点能进入媒体的视野？又是谁在评论？他们又有怎样的背景和立场？

　　我们发现两会期间媒体的教育评论主要集中于如下6大主题:《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工作与决策民主化、教育去行政化尤其是大学去行政化、高考与教育公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与教育公平、教育投入的“老问题”――4％、上万校长将出国培训。当然，其他的一些教育议题如大学生就业、代课教师清退、学前教育的发展、教师地位与待遇等教育问题也有较多讨论。

　　《规划纲要》背后的体制烙印

　　在《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工作与决策民主化议题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大张旗鼓地表达了对《规划纲要》问计于民，教育决策走向开放的赞赏态度，甚至这样的赞赏不乏政治性话语。《人民日报》说“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民主决策的典型。”(3月4日)《中国青年报》说“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到问计于民，展示了政府与百姓群策群力共同描绘中国教育未来蓝图的变化轨迹。”(3月2日)

　　与上述乐观和鼓励的观点不同，部分都市报更多地表现出了在批判、质疑中建设的特点，这些媒体聚焦于如何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和明确问责机制。《新京报》说“如去年年初那样开闸泄洪式的短暂‘开放’，一个月内收到200万条意见建议，显然难以真正消化吸收”，并建议“创设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特别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好大众媒体的重要作用，对一些专题进行深入、持续的讨论和辩论，包括采取电视直播的方式。”(2月27日)《南方都市报》认为，“这次教改《纲要》有多处可圈可点，但在多个教育热点如何落实缺乏改革的具体步骤、行动和完成时间节点。”(3月1日)《南方周末》表达了担忧，“今天正在被热议的一些教改方案亮点，在17年前的教改中其实已经提出。但因为当时的方案只定方向和目标，没有清晰的责任落实和问责制度，结果使不少目标至今没有达成。”(3月10日)

　　而不同于以上两类媒体，建诸于“亦官亦民”的全国政协这一背景下，以“联结体制内外、促进多元参与、推动中国教育”为宗旨的《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则在肯定的、鼓励的基调中不失锋芒，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建设，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的当天，用了整版篇幅以《〈规划纲要〉制定，教育决策走向开放的契机》为题尽显编者的用意。编者按中如是说，“长期以来，相当部分教育行政官员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缺少认知，在长期的科层体制下形成的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行政惯性致使教育决策中对公众参与缺少意识也缺少制度安排，行政领导出于良好初衷的‘拍脑袋’决策往往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而此次《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所呈现出来的民主和开放的精神令各界好评。此次《规划纲要》制定，可能是中国教育决策模式转型的一次重要契机，也将是一个社会各方参与决策的样本。其留下的关于如何吸收公众有序参与，以及建设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财富值得长久汲取。”而出现在同一版面上的配文则特别将教育部袁贵仁部长的《教育要加强自身改革》放大。同时，在对《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吴德刚的采访中，记者进行了系列的设问，关于落实、关于多方声音的吸取、关于决策开放是否能够成为长效机制被坚持等等，而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等一些全国政协委员的文章则对“如何让纲要落到实处”提出了强有力的追问。

　　从以上多种不同的话语修辞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体制的烙印。

　　“去行政化”背后的分水岭

　　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媒体评论中，则呈现出针锋相对的三种不同观点。

　　在《规划纲要》意见稿发布初期，各媒体对于教育去行政化，尤其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改革都欢欣鼓舞，如《新京报》认为“大学如果都没有勇气去除‘官本位’的桎梏，毫无疑问，所有去除行政化的改革恐怕只会在民众的呼喊声中打转转。”(3月8日)《云南信息报》提出《高校去行政化可从校长自我限权开始》，认为“高校去行政化不妨先易后难，但这种易对校长而言并不轻松，因为它相当于校长的自我限权、自我革命。”(3月10日)与此同时，反对观点即认为“去行政化不利于当前大学发展”也在媒体上出现。红网发表评论:“拿掉‘官帽’后的高校，能否在校长选举、经费使用、教师聘用、课程设置等方面排除干扰、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守望真理、关照社会、摆脱权力依附、自由表达上获得更多的空间，而不是因行政地位的缺失而受到削减。”(3月5日)与此相呼应的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行政化可能弱化高等教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称，取消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

　　针对这个问题，较多媒体选择了第三种观点――学校去行政化主要需要政府放权。如新华网两次发表评论《大学去行政化需要主管部门放权》、《高校“去行政化”　解铃还需系铃人》，认为“推动高校去行政化，需要有关教育主管部门主动‘放权’，减少直接参与校长任命，改由教授们推荐校长，这是保证大学独立性的前提之一”；“高校‘去行政化’，核心的问题不是高校有没有行政级别的问题，而是要将高校从政府的行政下属性组织中解放出来”。(3月2日，3月10日)《中国教育报》刊发全国人大代表沈志刚的意见:“政府要转变职能，改变直接管理大学的单一管理方式，发挥政策导向作用”。(3月9日)《羊城晚报》认为，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和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都与校长有关，前者是“抓校长”，后者是“校长抓”，“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怎样‘抓校长’的问题，‘校长抓’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3月4日)

　　在高校去行政化这个问题上，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非常明确，大学校长从自己的工作出发“捍卫行政化”，而专业研究者与评论员代表的学者群体则坚决支持“去行政化”，相应的支持“教授治校”、“教育家办学”；当然，也有利益不是非常鲜明的第三方观点，更多地集中于探讨“去行政化”背后的原因。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17日

（责任编辑 张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