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不应仅仅满足于学科建构

《规划纲要》引专家与公众对话开风气之先

 　　这段时间以来，参与《规划纲要》起草和建议的专家们分外忙碌，据知情人士透露，应相关部门之邀，他们已经在年前授命，就《规划纲要》写导读性文章，目的在于为公众理解《规划纲要》做引路人。而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政策传播的层面，还是就学者的使命感而言，专家走向公众都应该而且必须。

　　意义需要言说，共识需要在沟通中达成。

　　恰是因为人人都有一定的受教育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论”，每个人都对教育有话可说，有话要说。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为教育的言说者。反映到集体行为层面，如果是看病，病人因为不懂，很容易听从医生的建议，而教育，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强调素质教育，强调减负，家长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教育观和社会观对孩子的学习行为施加某种影响。

　　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在各种声音和诉求纷杂的今天，笔者认为，不仅科学决策需要专家参与；在政策的传播、执行层面也同样需要邀请专家参与以帮助公众理解复杂表象背后的本质，了解碎片般的社会现象背后全局的真实。

　　如果我们本就很稀缺的少之又少的专业工作者沉迷于书斋，不屑与公众对话，那无疑意味着教育理论资源的浪费。

　　教育科学需要在全社会普及，需要有多种手段引导专家学者关注社会实践，引导更多学者走出书斋，即以生产知识、建构学科为追求转向关注倾听与回应公众的心声，回答国家和百姓最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为此，笔者认为，有关部门有必要在制度层面采取措施引导学者关注社会问题，积极从专业的视角回应社会问题；同时，也要创造并善用契机，在一些百姓关心但不明白的政策问题上，通过在报纸、网站上开设专栏，和民间联手组织沙龙、论坛等等方式，有意识的搭建平台，鼓励专家参与其中与公众沟通。　(记者 贺春兰)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4日

（责任编辑 王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