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
社会发展和利益格局多元化，使得不同的人群对教育有着不同的诉求。
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是战略重点，育人为本是教育的核心任务，优先发展和改革创新是让这两个目标实现的保证。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民生：
把公平列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针，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基点，正是对我国教育的明确定性。
确保教育质量的提高能够推动国家和公民的进步与发展，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教师队伍，这已是全球共识。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把教育摆在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位置上，彰显出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我们要用更加专业化、更有教育理想、更能够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的人来办教育。
3月2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民生、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作客人民网，从《规划纲要》制定的背景、如何回应群众的期盼、改革制度设计及提高执行能力等方面深入解读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与工作方针。
教育改革要协调各种诉求
问：《规划纲要》旨在谋划未来10年中国教育发展的蓝图和下一步的目标。与此前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代表的教育改革相比，本次《规划纲要》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袁振国：1985年的教育改革是根据当时加快经济建设的需要，即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求教育跟上经济发展的形势为背景，确定要以体制改革为关键，以加快义务教育进程，发展中等教育的普高和职高为主要任务。1993年的教育改革，则是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把教育确立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本次《规划纲要》要满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需求，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在全新的要求下，与此前10年教育数量发展和规模发展的主要任务不同，我们现在强调要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这是跟以前相比最大的不同。
问：能不能谈一下实施《规划纲要》的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袁振国：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关系到千家万户。教育的发展需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需要有必要的物质保障，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目前，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社会发展和利益格局多元化使得不同的人群对教育有着不同的诉求，而所有的诉求又都有合理性。此间如何协调，如何从千头万绪中理清思路，如何从千差万别中寻求共识，是最大的困难所在。
问：中央明确要求，要努力制定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高质量、高水平的《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如何满足这个要求？
袁振国：人民群众有哪些期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哪些要求？国际竞争压力分别是哪些？在制定《规划纲要》的过程中，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析时代背景和阶段性特征，并为此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
制定《规划纲要》的工作方式是另一大亮点。从2009年1月至4月，《规划纲要》共向社会征集意见和建议210万条，其中很多是非常专业的。在制定过程中，成立了11个战略课题研究组，集中了500多位专家学者展开研讨，对这些意见和建议一一分析研究，能采纳的尽量采纳。可以说，《规划纲要》文本集中了全社会的智慧。
《规划纲要》文本既要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同时又要符合我国国情，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鼓舞人心的目标，并不是越高远越好，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和需要来考虑。《规划纲要》文本提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等目标，这是以前从未提出过的，表明我国教育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强调公平和质量将惠及全民
问：《规划纲要》文本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您能否对《规划纲要》文本关于这两个重点问题的内容作出评价？
张民生：《规划纲要》文本最大的亮点，就是强调公平和质量，这两条均将惠及全民。
公平就是要确保每个人的教育权利得到保障。在起点公平的基础上，还要有过程公平，即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把公平列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针，以及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基点，正是对我国教育的明确定性。《规划纲要》文本真正为了人民的教育，为了受教育的人民，引导着教育科学发展的方向。这既是党和政府为人民办实事的重要体现，又是在教育领域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
实现均衡发展，就是要提高过程公平，让每一个孩子得到适合其自身的教育。既面向全体，又关注个性，就需要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素质，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成为《规划纲要》文本的重点和亮点。对公平的追求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如义务教育阶段标准化建设工程，致力于使我国的义务教育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均实现条件供给方面的基本均衡，这一要求是具有权威性的，是要确保完成的。
无论是从理念本身的地位来看，还是从如何实现这种理念来看，公平都是本次《规划纲要》文本的亮点。
质量就是要确保教育的发展能够推动国家和公民的进步和发展。培养人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使其作为人力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二是实现“以人为本”，通过教育使人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释放，从而提供充足的发展动力，获得生活和事业的进步。质量的提高，能保证自身的充分发展和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就体现在这两方面。
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教师队伍，这已是全球共识。关于教师队伍的诸多方面，《规划纲要》文本中均有涉及。一是教师队伍的培养，如对培养教师的师范性院校提出相关要求，要求有教师资格证书；二是为教师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和生活环境，如解决住房问题，使他们安心从教，使更多的人愿意当教师；三是通过教师培训，确保每一位教师的素养有机会得到提升；四是完善评价和激励制度，让教师有内在的驱动力，拥有发展的意愿。总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规划纲要》文本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规划纲要》，除了应该看到其中所列的严格目标，更应该仔细体会出其中所蕴含的希望和责任。教师中年长的一代，在《规划纲要》文本出台后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努力的方向更加明确。教师中年轻的一代，在《规划纲要》文本出台后应该充满希望，坚信自己可以在教育领域得以充分发展；同时也应该感受到压力，即在强调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面前感受到压力，并给自己提出更多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动力，有动力就有更快的成长，这对教师是很大的推动力。
“减负”需各方面配合和支持
问：《规划纲要》中提出“减轻学生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且提出“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课业负担重这一教育顽症到底如何根治？
张志勇：《规划纲要》文本把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作为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解决思路，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而且政府、学校、社会、家庭要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推进，问题会得到逐步解决。
张民生：减轻学习负担，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地方政府以升学率考核学校，使很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在“减负”方面，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建立地区学业负担监测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掌握学生课业负担情况，并进行公示；另一方面可以引导舆论，建立适当的“减负”制度。
张志勇：学校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课程的多样化和选择性，这是解决学生发展必须要坚持的原则。很多人认为课程开得越少学生负担越轻，这个观点是极其错误的。课程开得少的时候，学生的训练是单调的，学习的内容方式、学习的注意力转移都不符合心理学和教育学规律。不是课程越少学生负担就越轻，学校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课程方案。课程方案有其统一性和选择性，这两方面都贯彻好，对学生学习的合理负担的形成，学习兴趣的维持，对学习状态的调整都有好处。在“减负”方面，学校的责任是一定要很好地、全面地贯彻落实国家制定的课程方案，这些问题在《规划纲要》文本中都已作出相应的政策规定。
现实的情况是，学校不补课，家长要求孩子到校外去补。学校在“减负”，家庭却在“加负”。对此，需要学校和家庭在教育问题上实现相互沟通。
此外，孩子要读书、实践、了解社会，就需要有到图书馆读书的机会，需要有走进社区、了解社会的机会，需要有走进车间、了解工厂的机会，这些都需要社会的支持。总之，“减负”不仅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更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与支持。
提高国家教育领导能力是关键
问：《规划纲要》中涉及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学校制度改革等6大改革任务，并特别强调了已进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的系统性。那么，确保本次改革成功推进的关键是什么？
张志勇：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积累的很多矛盾和问题要靠改革来解决。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国家教育领导能力。提高国家教育领导能力是非常重大的课题。《规划纲要》能否很好地落实，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能否在10年内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教育领导能力的提高。温总理一再强调，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把教育摆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位置上，表明国家对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是空前的，彰显出让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第一，要提高国家教育决策能力。本次《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本身，堪称推进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典范。我们对《规划纲要》的执行有信心，缘于它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力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其中有很多制度设计，如成立教育咨询委员会、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等，均是用积极的制度设计来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终提高国家教育领导能力。
第二，要提高国家教育政策执行能力。《规划纲要》文本中有很好的制度设计，谁来执行？能不能执行好？《规划纲要》文本中提及的教师队伍建设、校长队伍建设、大学“去行政化”等问题，这些都对提高国家教育政策执行能力至关重要。我们要让更加专业化、更有教育理想、更能够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的人来办教育。
第三，要加强国家教育监控和监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执行得怎么样，进展到什么程度，做得到位不到位，要通过真实、准确的反馈渠道有所反映。本次《规划纲要》重要的改革突破之一，即探索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和教育执法队伍建设。很多教育问题长期被“视而不见”，关键是因为没有有力的队伍、手段来监督和执法。加强教育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教育执法机制，为今后的监管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改革路径。
第四，要建立教育政绩考核机制和问责制度。作为提高国家教育领导能力的重要保障，《规划纲要》文本特别提出“要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既有反馈体系，又有执法体系，做得好的要得到表彰、奖励，做得不好的要承担责任，这将大大推进我们教育事业的改革。正是以上四方面关于提高国家教育领导能力的制度设计，让我对《规划纲要》的执行充满信心。（记者 双华斌 编辑整理）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0年3月3日
（责任编辑 傅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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