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号议事厅的故事

——全国两会政协教育界别41组纪事

　　位于北京北五环北京会议中心政协驻地的第十八号会议室，是政协教育界别41组开会议政的地方。

　　去年的两会结束前，政协教育界别41组的36位委员，在这里合影留念。

　　“经过换届，现在还留在十八号会议室的，只有孙惠玲、余争平、汪苹等5位老委员。”履职6年的李学春委员说，“走进这间会议室，我就想起曾经在41组一起开会议政的委员，我们曾经在这里为一个个问题争执，为一份份提案争辩!”

　　4年间，这个被不少委员称为“第十八号议事厅”的地方，发生了不少情牵教育发展的感人故事。

　　他们走进这里，心系教育发展大计

　　“2010年两会，我们进入第十八号会议室，转眼已3年。虽然大部分委员已经卸任，但我们为中国教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今年仍坚守在第十八号会议室5位委员之一的孙惠玲说，“每年两会期间，我们在这里争得昏天黑地，不计个人得失，积极为教育建言献策。”

　　2010年全国两会，是十一届政协委员履职的第三年。这一年的3月1日，政协教育界别的109位委员进驻北京会议中心。孙惠玲等36位委员被分在教育41组的第十八号会议室。此后，这里成了他们每年两会唇枪舌剑的议事厅。

　　“今年政协换届后，教育界别委员换了2/3，但留任最多的还是我们老41组委员。”曾在十八号会议室履职3年的石定果委员，今年和刘焱、印杰一起分到42组。

　　“上一届政协，我们每个人都满怀激情，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都想为国家做点事。”石定果说，“我们争论过老百姓关心的很多教育热点问题，如实现4%目标、学前教育、教育省级统筹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

　　孙惠玲说，直至去年老委员们临近卸任，大家还在呼吁4%，而且开始关注4%如何花。这几年，41组提交的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提案不下10份。

　　“当时，几乎每天，我们都争论得很激烈!”孙惠玲说，“那或许是我们一生难忘的记忆!今年，新委员虽多，但十八号会议室内的争论仍在延续。”

　　他们精心调研，推动解决教育难题

　　2010年3月，教育界别唯一研究学前教育的刘焱委员，将2008年以来持续关注的学前教育问题，再次带进十八号会议室。此时，“入园难”、“入园贵”还只停留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

　　刘焱提出发展学前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不建议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她的发言引发41组其他委员的附议，但也有委员反驳说，国家财力不足以负担学前教育。争论终未达成共识，但刘焱还是以提案方式将建议提交到全国政协。

　　当年两会后，刘焱受邀参加国家有关学前教育的多次座谈会和调研，一些建议后来被写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2010年暑期，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先后组织赴贵州、西安、重庆等地的学前教育专题调研。当年11月，国务院出台学前教育“国十条”，正式启动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1年全国两会，刘焱觉得已连续几年呼吁发展学前教育，本来不想再提有关学前教育的提案。但两会开幕后，她每天都收到家长和幼儿园园长发来的“入园难”短信或电话。家长、社会对于学前教育的焦虑让她疑惑：国家已出台这么多政策，各地也在落实，但老百姓为何还是如此焦虑?

　　3月5日，刘焱再次将学前教育提案带进十八号会议室。在小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刘焱建议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公办、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园难’问题”表述中的“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修改为“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随后，她还针对“国十条”出台后各地解决“入园难”遇到的问题提出建议。

　　她的发言立即得到小组委员的响应。小组其他委员纷纷讨论，并建议将该议题列为小组提案。很快，提案得到教育界别另外两组的支持，并成为当年两会政协教育组唯一的一份界别提案。

　　他们激烈争辩，情牵教育痴心不改

　　在十八号会议室，并非所有的争论最终都有结果。

　　2012年3月5日，在教育界别分组讨论会上，汤素兰向全组阐述自己精心准备的留守儿童提案。“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以牺牲5800万留守儿童的童年幸福为代价的，现在该是政府反哺的时候。”汤素兰建议，国家设关爱留守儿童基金，建立“留守儿童活动中心”，并将其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汤素兰的发言很快获得全组的一致赞同。王光谦、章新胜等几位委员提议将其作为小组提案，与其他两组讨论，形成界别提案。

　　然而，就在提案草稿第二天递到十八号会议室时，刘焱和石定果等委员却明确表示，不同意将这个提案列入界别提案。“大家都在强调政府和社会应为留守儿童做什么，但忽视了父母和家庭应有的责任。以‘小悦悦事件’为例，很多人谴责路人冷漠，但没人追问：小悦悦父母有没有保护孩子的意识?这么小的孩子为何不放在身边?”刘焱说，父母是儿童的第一责任人，政府和任何机构都无法替代。“我们应唤起父母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而不能把属于家庭的责任丢给政府。”

　　汤素兰针锋相对，双方互不相让。“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农民一家三口收入比不上城里一个人的收入，这样的收入差距，农民怎能不去城市谋生?父母怎能照顾好娃娃?”汤素兰语气急促。于是，这份界别提案，最后在争论中被意外撤销。

　　回忆一年前的那场争论，今年已离开教育界别的汤素兰说：“真的很怀念在教育界别的那段时光。那时我们每次发言、每次争论，首先想到的不是顾及面子，而是如何去抚平这个国家在发展中的创伤。”

　　今年从第十八号会议室卸任的张济顺委员说：“人虽然退了，但为教育奔走的心还在，那间十八号会议室和里面发生的故事成了我永远的回忆!”（本报记者 柯进 高靓 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