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教师的困境与出路

                                            本报记者 翟晋玉

    陕西省延川县土岗乡位于偏僻落后的山区，全乡有18所学校，除土岗中心小学和土岗村小学以外，其它16所学校都是一人一校的复式教学点。许多村小设施很差，教室在窑洞里，采光不足，桌凳破旧。教育部门每学期对每所村小补助500元，这就是学校的全部经费。土岗乡小程小学的贺权权老师说，学校的教学用具、体育器材、实验器材都很少。他们学校尽管办起了图书馆，但是儿童刊物很少，教学资料也很少，资金短缺更使学校订不起报刊杂志。
   
农村校长因无钱买教学用品而发愁

    9月17日在甘肃兰州举办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上，与会者大多是西部农村一线的老师，他们告诉记者，土岗乡的这种情况在西部农村很普遍，有些学校的境况甚至更差。
    甘肃省会宁县汉岔乡中学校长刘仁说，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后，西部农村学校按照收费标准收费，却无法保障正常教学支出。汉岔乡中学除去代收的书本费之外，每学期只向每名学生收取学杂费30元左右，学校的日常开支就靠这笔费用。近年来学校没有得到下拔的教育经费，一些必要的教学设施无钱购买，导致教学活动有时无法正常开展。农村校长经常因无钱添置日常教学必需品而发愁，甚至连年靠贷款借债度日。
    甘肃靖远县三滩中学的胡成德老师也反映，甘肃农村很多学校的实验器材仅够教学演习实验，学生实验开出率仅为50%左右。体育、音乐器材更为缺乏。学校图书资料数量很少，且多数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连环画。多数学校无阅览室，师生借书和看报都很困难。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教授指出，西部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导致西部农村与其它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截至2002年，全国尚有410个县（其中372个县，新疆兵团38个团）未实现“两基”，而且全部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目标是2007年实现初等义务教育（小学6年），东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目标则是2007年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

“城市教师多得过剩，农村教师想要没有”

    西部农村地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条件艰苦，使得教师相当缺乏。据宁夏西吉县沙沟乡顾沟小学的马树任老师介绍，宁夏西吉县沙沟乡千洋河小学有260多名学生，仅有5位老师，其中一名代课教师还有病，手抖得厉害，在黑板上写字都很困难。
    西部农村地区的音体美教师更为缺乏，很多农村小学根本就没有音乐、美术和体育老师，孩子们在音乐，美术方面的教育几乎为零。因无教师的指导，在这些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得不到个性化发展。即使有老师，在学校师资缺乏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把专业放到一边，挑起教语文、数学和其他课程的重任。
    胡成德老师认为，现在西部农村教师的年龄、专业比例失调，青年教师和“小学科”教师缺乏。以黄河滩区的某乡为例，全乡共有教师215名，其中50岁以上的教师81名，占40%。专业方面，外语教师极缺，某校仅有外语大专毕业教师2人，中专外语短训班毕业教师3人，其余均为非外语专业，与实际编制所需的10人相距甚远；音乐、美术教师仅有2名，尚缺3人。而在山区学校，如四川仪陇县山区的中心校，初中部的老师几乎都是既教文科，又教理科；小学部的教师要包班，教所有学科；村小的老师则大多是一人一校，要承担学校全部的教学工作。
    “城市教师多得过剩，农村教师想要没有。”王嘉毅说。教师流失是师资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农村工作待遇低，学校条件差，许多青年教师想方设法调进县城中小学。某农村中学近六年内，已有21名骨干教师调进县城，剩下的都是走不了的老教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地方和学校对教师的激烈争夺是造成农村教师流失的重要原因。目前各地重视城市教育和高中教育，忽视初中教育和小学教育，农村初中的好教师和教学骨干几乎全部调进城市和高中，大量优秀的农村教师被“挖”到县城，从县城被“挖”到市里，从市里又被“挖”到省城乃至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
    骨干教师的外流，直接导致了近年来西部农村小学教学质量的大滑坡。刘仁校长告诉记者，以当地小学升初中检测合格率为例，2000年小学六年级合格率为61%，2001－2004年分别为55%、50%、48%和42%，2005年仅为34%，呈快速下降趋势。
  
教师处在“被管理与使用”的境地中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院长李瑾瑜教授认为，当前农村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教师处在“被管理与使用”的境地中。当前普遍流行的教师管理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这些假设是:现行教育中存在低效的教学和不合格、不称职的教师；要使不合格的教师提高水平，主要依靠对教师实施奖惩和施加外部压力；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外部组织目标的实现比教师个人的内在需求更重要。这些假设几乎没有人质疑过，然而，正是在这些“假设”基础上的教师的“被管理与使用”，导致教师特别是西部农村教师的处境越来越恶化。
    在这种教师管理体制下，教师只是校长管理与使用的一个工具和对象，教师作为一个有内在需求和人格尊严的教育者身份被忽视和抹杀了。很多地方流行的“末位淘汰”制也使教师产生心理恐惧，在“后果自负”、“不好好教就……”等威胁性话语的泛滥之下，教师感到非常孤立和孤独。
    对此，李瑾瑜认为，我们现在强调科学量化外衣下的教学评价，给量化加上科学的外衣，而不管这种评价能否量化，如何量化。我们奉行批评状态下的听课、说课与评课，“不谈优点，只谈问题和缺点”，毫无顾忌地否定教师，打击教师的自信心。教师常常因而发出“为什么我永远不对”的感叹。我们规定严格限制下的教师工作环境，教师不得有丝毫“越轨”。有一位物理教师从小就喜欢哲学，并且物理很多方面与哲学有联系，就想让学校订一本《哲学研究》，校长说他不务正业，坚决否定了他的提议，这位老师一怒之下调走了。   
    李瑾瑜认为，当前教师的权力与义务失衡，尤其在农村地区。一些教师反映，农村中小学缺乏校内、校外监督机制，学校无“教代会”，教育工会成为空架子，多年来未召开过全体教育民主生活会、校内财务公开会及家长座谈会。少数农村教师由主人变成了小心翼翼的仆人，相反，部分校领导则由公仆变成了高高在上的“主人”。
  
西部农村教师的出路

　　在“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上，陕西省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代课教师李小锋的一段话让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的老师和孩子们，也多么希望有设施完备、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教室，使山村教师不再有跋山涉水去上课的艰辛，不再为生活煎熬，不再有在危房上课时的担心，不再出现困难学生上不起学的情况。我真希望山村教师也能在电脑前享受网络信息沟通带来的欢乐，有规范化的图书室、活动室；不再忍受不仅是贫乏的物质生活，还有无助的孤独和寂寞；当然也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公办教师，每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这就是我作为一名代课教师的心声，也是我作为一个大山儿子无悔的选择。”
    李瑾瑜认为，西部农村教师发展的出路必须从理解与帮助教师开始，重建农村教师概念，确定新的学校发展观，建立农村教师发展的支持体系，变革农村教师管理的思维方式，培育农村教师的积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