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战略时空与战略规划

――关于大学发展规划之我见

                                  同济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室    章仁彪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战略转折期。经济学界曾经有一个50年的“长波”理论，百年中国现代大学史也许也正在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长波段”。值此之际，教育部领导特别强调制订学校发展的战略规划问题是非常及时的。一个大学关于战略发展的思路形成和规划制定，往往需要持续若干年的反复研究和讨论才能逐步明确和完成的。大家知道，同济大学是1907年建校的，40年代曾经是一所国内著名、有一定海外影响的、具有理、工、医、文、法五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1978年是学校的一个重要转折，李国豪校长抓住机遇，改革开放，提出“两个转变”（即由土木为主的工科大学转向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由普通的国内高校转向国际交往的“窗口”大学），获得了当时邓小平、方毅等八位副总理的批示支持，从而赢得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1995年，吴启迪同志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后，坚持务实与务虚的结合，一是紧紧抓住一切影响学校发展的当前机遇，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终于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跨越；二是非常关注学校未来的战略发展，未雨绸缪，殚思竭虑，逐渐完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办学理念和发展方针。但是战略规划的制定决不是几个人坐下来议议，想几句口号，就能想出来的。同济大学的一些办学理念与方针，实际都是琢磨了好多年，反反复复从实践中磨出来的。我想结合参与规划的实践，谈谈一些想法。
    一、关于战略规划与战略思维问题
    制定战略规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建立一种战略思维。何谓战略思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以为有这么几条是重要的：
    第一，战略思维首先是一种大跨度时空的思维，时空背景的把握很重要。我的本行是哲学，哲学上讲的时空就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我觉得这太简单化了，同时也把时空纯客观化了，忽略了时空对人的意识的影响。在制定战略规划的时候，战略思维实际上是需要大跨度的时空思维，还要注意时空对人的影响。除了有物理时空之外，还要考虑一个心理时空。作为一个大跨度的时空思维体系，就需要有一种战略时空意识。战略时空意识是一种超前和全局的统一。所谓超前，它必须要超越现在、谋划未来。或者按照文化学的一个概念叫做后喻文化：农业经济时代是一种前喻文化，特别尊重老年人，因为他经验丰富；工业经济时代是一种同代人的同喻文化，谁在实践中抓住机会，谁就会有更快的利润发展；而现在社会是一种后喻文化，人们谁看得最远、或者说只要谁能看得更远一步，也许就能够领先一步、步步领先，所以超前意识很重要。所谓全局，它必须是超越本单位、本部门、本领域的一个狭隘的空间范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战略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既要依托、又要敢于超越特定的物理时空，建构一种大跨度的发展时空，有时还要善于通过“借空间、抢时间”的方式获取更大的发展所需要的战略时空。
    第二，战略思维是一种创新型的思维。从管理学角度来说，战略规划需要的战略思维实际上是一种领导思维。领导与管理有同有异，领导需要具有能确定什么是要做的正确的事的本领，管理需要具有怎样才能正确地做事的能力。领导更需要战略思维，需要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于做前人所未做过的事。就像刚才陈德敏教授说的，规划可以参照其他的，但又是照搬照抄不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有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现在国际上有一种新的大学称为“创新（企业）型大学”（英语叫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就是既不依赖于政府，也不依赖于某个“老板”，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创新思维与创新管理，具有企业一样的强烈的面向社会多渠道获取资源的经营意识和手段。学校要有一种强烈的不断地以创新求生存的意识，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有时还要能别出心裁，出奇制胜，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特色问题。特色不只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更需要对传统的突破，或者说需要一种对传统的创造性解读，也就是一种传统的“返本开新”。发展战略必须有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战略定位也应该确定是一种具有不可模仿性的目标，而不是人家提什么我提什么。现在的大学发展规划中的目标定位就有许多的雷同，多校一面，少有特色，可能还有计划经济的影响在起作用。
    第三，战略思维是一种复杂性的思维。复杂科学现在比较时兴。我认为复杂系统是一种多变的、具于自组织功能的大系统和巨系统，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性的研究才能把握。战略思维必须具备对复杂系统进行多领域的复杂交叉思维的意识和能力。就象提出复杂科学理念的美国桑塔费研究所的那群科学家那样，既要有严谨厚实的各学科的专业基础和前沿知识，更要有吸收其他学科不同思维成果加以创造性转换和跨学科思考与把握巨系统复杂关系的能力。  
    总之，战略思维不应该是一种常规思维，需要一种真正的大智大慧的战略智慧。我曾经看到一个美国管理学女学者写的关于知识经济与组织创新的一本书（书名叫《智慧的觉醒》），她谈到现代人思维需要一种即能突破传统，又能环环相扣、持之以恒的动态的创新模式，她称之为“莲花式的创新”。我认为制定战略规划必须要有这么一种大智慧，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知识的堆积。知识可以传授，智慧有时候更需要悟性，怎么把知识转化为智慧，即把我们已有的对学校、对当前时代把握的知识转化为学校制订战略规划的这种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知己知彼，“转识成智”（借用佛教的概念），才能真正出大智慧、大战略。
    二、中国大学发展规划的时空背景与基本战略
    战略思维需要一种大时空背景观，什么是当今的大时空呢？我以为“全球化”与“新经济”（或叫知识经济）就是两个基本的带有时空特征的概念，但又不只是简单的时空概念。
    （一）“全球化”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不可忽略的背景
    “全球化”是当前点击率最高的话语之一，也是我们做战略规划必须要考虑一个基本背景。但何谓“全球化”？争议颇多。我想把全球化概括为三个特征：第一，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这是最显著的“全球化”特征，包括 OECD（经合组织），WTO，IMF（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在促成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高等学校的发展不能不正视这个背景。第二，现代科技的全球同步，这是“全球化”的基础和动力，信息的网络化促成了一种科技的同步化。比如，现代的生物技术、纳米、IT，这都是各国科技界都在趋之若骛的高新技术领域，大家都在盯住这些方面展开竞争。第三，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我曾经在澳大利亚跟一些校长闲谈时开玩笑说，你们也在讲可持续发展，你们澳大利亚那么大的地方，只有1800万人，同上海人口差不多。我们中国比你们没大多少，却要负担13亿人口，你们占用的地球资源太多了，Only One Earth(“只有一个地球”)你们应该多接受一点各国移民。他们都说：NO，NO，NO，我们澳大利亚缺水，澳大利亚资源不足，我说缺水是全世界问题，这就是全球的生态环境联动。当然，现在犯罪也是全球化的了。
    所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高教发展，必须要重视三点：第一，市场的竞争意识；第二，科技的前沿意识；第三，可续的发展意识。但同时不要忘了高等教育面临另一个背景，是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样化的同时并存。美国最喜欢讲“全球一体化”，一切照他的样子就是全球化了，不符合美国标准就不是全球化。事实上，政治的多极化是一个客观现实，而文化的多样性也是教育所必须正视的一个基本背景。要注重教育中的政治与文化因素。教育绝不只是应付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教育更是对人的塑造。教育本身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所以对教育中的语言问题，也要有一个更宽广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强调“双语教学”是对的,有利于培养国际化的人才，但引进洋教材要慎重，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我就谈了一些观点。我说在使用外国原版教材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要求重点大学30%的课程用外国原版教材，这是否有些妄自菲薄之嫌？中国高等教育办了那么多年，比如高等数学，中国大学生的数学水平并不见得比美国大学生低，我们是否也要引用美国教材呢？我的观点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为了加强学术的国际交流，首先在我们的专业课程名称、专业术语上实施双语化。其次要分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比如知识产权、经济管理、金融会计贸易，以及IT、生物、材料等高新科技领域，必须引进一些外国原版教材是完全应该的，否则就难以接轨世界前沿。但双语教育绝不能忽视现在大学生的中文水平总体有所“滑坡”的现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法国人就非常重视保护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大力倡导使用纯正法语，抵制美式英语的全球扫荡。在现代教育中，文化问题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去年，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举行过一次主题为“高教的全球化”的讨论，邀请杨福家院士、吴启迪校长参加。吴启迪校长在发言中专门就“经济全球化”与“高教国际化”的关系与区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地讲“全球化”，而只能说是要努力促进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经济可以全球化，高等教育绝不可能全球化，因为文化是多元和多样化的，教育总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文明需要对话，文化也需要沟通。同时不同文化之间还存在一种不可通约性，不能说哪个文化最先进、大家的文化只能走同一条路。文化的趋同对于人类决不是什么好事，相反将是一种文化的灾难。“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对于21世纪的人类发展将是很有价值的。试想，一个单色的世界将是多么的乏味。
    （二）知识经济更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可忽略的挑战与机遇
    至于“新经济”其实也不仅仅是一种时间阶段的表述，美国人叫新经济，我们中国人更习惯于用“知识经济”的概念，这个本来是OECD提出的，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我认为更是一种开发智能、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经济，一个需要综合智慧的经济。
    知识经济给教育带来的是新的挑战与机遇。传统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应该说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其表现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高校的教育革命引发了一场革文化之命的大动乱。同时在欧洲出现了一场1968年的学生造反运动，东西方不约而同出现在高校的这种巨大变化，正说明了传统的高等教育遇到了合法性危机问题。之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组织了多名专家反复探讨这个问题，写出了从《学会生存》（1972）到《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的一系列报告，都是在反思传统教育的合法性问题，都在寻找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知识经济更是把这种传统的“象牙塔”学校打碎了，带来新的机遇，那就是现代大学重返社会中心。这就带来现代大学发展的几大基本趋势：一是大众化趋势。中国已经实现了大众化趋势，这是一个跨越性发展。前天，我接待了一个国外的教育界负责人，他想了解中国教育的变化，推进他们自己的高等教育改革，我们就谈到了我国高校招生数的快速增长，我们用五年时间，招生数从108万到320万，他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们是跨越性地实现了大众化，这也是人民群众的要求。二是终身化的趋势。我认为现在搞大学校区扩建，把大学搞到离市区很远去未必是好事，因为你还承担着现代社会终身教育的任务。就是人们要不断“充电”，大学应该成为为人们终身学习的重要场所。我在上海讨论城市建设和管理问题时特别提出，城市的轨道交通一定要考虑大学的需要，现在规划与建设时往往较多考虑的是商业需要，线路规划沿着商业街走。却没有想到走出了“象牙塔”的现代大学更需要的准点的大容量的轨道交通，像现在许多大学的多校区发展就更需要轨道交通的连接了。随着后勤社会化的推进，教师住房的商品化、学生宿舍的公寓化，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大学中心化、高教终身化对轨道交通的需求更是社会性的了。国外大学一般都通有轨道交通，而且地铁站可以直接设到学校的中心地带，大大便利了教育对准点交通的需要，也促进了大学的开放和与社会的融合。中国的各大城市规划也应该努力为构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创造条件。三是网络化趋势。现在有人已经提出“虚拟校园”概念了，“零距离”的远程教育的发展将是终身学习时代的必然，也是信息网络化对现代高教的一个巨大贡献。四就是国际化趋势。发展中国家尤其要关注这一点。我们学校有位教授一直在跟踪国际上的教学评估，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国际化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必要途径，在审稿时就发生了争议，有的同志提出说这把国际化的作用提得太高了，好像没有国际化我们的教育水平就不能提高了。我说不能绝对地把命题倒过来，但在目前阶段，国际化的确是促进我国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捷径。
    当然，还有许多口号是值得斟酌的，像“教育产业化”，我觉得这个提法导向有问题。“教育拉动内需”的口号也是存在疑义的，我的看法是，也许正是“教育产业化”的误导成了阻碍“内需”启动的最大障碍（我在《中国高等教育》上发表过“中外合作办学之我见”一文中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大学市场化”也是国外一个很热门的课题，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把“新公共管理”思想引进大学管理，也就是要有市场化、经营化的管理。我认为大学的管理的确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大学管理既有行政管理的性质，也有一个经营管理的问题。在大学的管理中，完全的市场化是不行的，但是必须要正视市场经济的挑战。还有“专才”与“通才”的争论，涉及到高职教育的定位问题，有人说我们中国近年来才刚刚开始重视职业教育，我当时开了个玩笑，我说我们1952年起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就是高等职业教育，行业办学的教育宗旨本身就带有很大的职业培训色彩，实际上是一种以职业导向为主的教育。我觉得现代人才的需求，“通才”和“专才”两者都需要。我认为，现在本科教育可能越来越多强调先不分专业的通识和通才教育（当然研究生可更多地是培养一些专才）。但我认为本科教育也不能一概而论，也要注意不同专业的教育规律，有的专业还是应该提早进入专业课程阶段的，因为高等教育总体上还是一种专业教。知识经济需要更为宽广的基础知识，也需要更为精湛的专业才能。
    （三） “全球――本土化”：教育国际化时代的一个基本战略
    看清这个“全球化”和“新经济”并进的大背景，我们怎么来面对选择呢？我想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报告《教育，内在的财富》，讲到现代人在“全球化”面前的两难困惑，一方面世界化，人们要承受这种世界化的多种表现，另一方面仍要寻根，寻找参照，寻找归宿。现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词很红火，叫“认同（Identity）”，人总还是需要有一种自我认同的。美国在“9？11”后表现出的那种超乎寻常的非常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感，也在告戒人们不要对“全球化”抱有过多的期望，而应该有所警惕。教育在帮助建立正确的自我认同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责任。我们的教育应该帮助现代人建立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宽容相协调、自我实现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更为完整更为理性的自我认同感，这在“全球化”时代尤为重要。因此，我认为中国当前的高教发展战略应该是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战略视野。也就是我们既要立足国情，同时要面向世界，全球化的思考加上本土化的实践，这就是我们的“全球――本土化”视野的基本战略思维。“全球化”这个词不同于“国际化”，两个概念是有所不同的。全球化（global）强调的更是趋同统一性，而国际化（international）的主词是民族，也就是nation，而inter是个前缀，表示“之间”，所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进行相互之间的交往就是国际化。既要尊重教育规律的共性，但又不能忽视民族文化的个性，这是教育战略、也是大学发展战略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立足点。
    那么这种“全球――本土化”战略在当前有哪些要注意的呢？我想用3个成语来表达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使命的双重性的一种理解，即“一仆二主”、“一箭双雕”和“一身二任”：第一，当代中国高教应该同时肩负起服务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一仆二主”的责任来。信息经济时代的制造业仍然是不可荒废的，因为“比特”代替不了“阿童木（原子）”。没有工业化的基础 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的，因此信息化改造制造业、带动工业化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选择。第二，中国高教开放应该争取以同时实现促进交流引进和自主创新的“一箭双雕”为目标。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对外的交流引进，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引进要引进“外资”与“外智”的结合，我们最近不断地进行高教评估的国际间的比较研究，工程师资质的认证鉴定的比较研究等，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外高等教育在更多的方面“国际接轨”。而自主创新则是充满自信地走向世界进行双向交流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的根本宗旨和真正实现“国际接轨”，而不是简单的“对外依附”。第三，中国高教改革还要努力担当起适应社会需求和导引社会变革的“一身二任”，实现“就业”和“创业”的“双赢”。如果简单地把教育的任务等同于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就会完全被市场逻辑牵着走，这样大学的发展将要走入歧途的，那就成了一种职业培训所。教育（Edeucation）中包含有训练(Traning)的成分，但训练不等于教育，不能把教育仅仅归纳为训练，训练只是教育的一个小的部分。此外，随着教育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现代教育本身正在创造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IT产业和生物科技产业。所以教育对社会的贡献中，还应该是“就业”与“创业”的“双赢”。
总之，战略规划不能是短视的权宜之计，而更应需要广阔的视野和长远的考虑的。这里要注意的是“战略”与“策略”的区别，尽管这两个概念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语境中的差异是显著的，即战略应该是对未来的设计、对全局的谋划，而策略更多的是着眼于当下的应对。
    三、守护理念与创新制度：
    大学规划的魂魄之所在在规划当中，对办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建设应非常重视，这是当前中国大学发展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就涉及到学校对大学的使命和功能的理解。按照高教法，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章程，确定自己的办学理念与宗旨。但实际上中国的大学很少订过这样的章程，那么现在做的规划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大学章程缺位的弥补，应该具有一定的学校法规的意义。同时，大学规划中还应该把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列为重要内容。企业现在都在讲现代企业制度，那么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想结合同济大学的实践作一些思考和探索。
    （一）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大学精神应该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大学发展规划的魂魄所在。去年教育部和高教学会在清华大学专门召开了关于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高级研讨会，今年又在西安开了更大规模的国际研讨会。我想这也应该是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理念的一个核心精神。在同济大学的办学理念中，“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调发展”是最重要的一条。高科技时代不要把技术给忽略了，知识要转化为生产力没有技术是不行的，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识的物化过程加快了。“比特”转化为物质必须要有技术的手段，高科技的出现既是现代人的机遇，也是对现代人一个尖锐的挑战。安东尼？吉登斯被称为西方“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设计师、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他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提出，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正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到了人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其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方面全球化的众多影响，另一方面是个人素质的改变。的确，我认为“现代性”无疑是以高科技为支撑的，但高技术与低情感的交错、高效率与高风险的并存都给现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当然无法拒绝高科技带来的高效率，但我们又何以避免高风险的代价？何以弥补低情感的困惑呢？这是现代人个人素质提升的关键，也是现代人完成自我认同、健全自我人格的关键。
    至于什么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已经讨论很多，我以为根本的一条是要以弘扬人文精神为本，而不能停留在人文知识的传授上。人文精神的基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关怀，对人的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自觉。此外，尊重个性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改造本能和开发潜能一直是教育双位一体的职能。倡导个性教育并不等于放弃教育的责任，个性发展也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孔夫子“七十而随心所欲”还要讲“不逾矩”呢！广义的人文教育当然包括艺术教育，吴启迪校长一直倡导在理工强势的同济大学内加强艺术教育，学校专门成立了以工程院院士为主任的艺术中心，聘请了许多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来校兼职并举行音乐会、艺术节等活动。大学积极开展艺术教育不仅能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也将有利于促成“右脑革命”，催发创新灵感，开发人的潜能。
    （二）“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观
    教育正在成为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产业，我认为教育的第一产品还是人。就是研究型大学，在大量科技成果的产出的同时，最大的产品仍然是人才，也就是说，研究型大学与专事研究的科学院所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大学始终是把育人为第一本职的，所以大学规划中对于人才的培养是第一位的。对于现代人才观，我们的看法是“知识、能力、人格”的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也就是我们同济大学提出的素质教育的KAP模式。这同兄弟院校提出的KAQ即“知识、能力、素质” 模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认为KAQ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高教育人观认识的不断深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80年代针对部分大学生“高分低能”现象提出重视实践、重视能力培养，再到90年代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这是教育思想的发展，也是对教育内涵理解的深化。我认为素质教育的提出也是对教育本质的复归。而我们提的KAP则是对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最基本三种素质的一种理解（其他素质也重要，但有些不是学校教育所能解决的，有的是先天因素的制约，比如残疾人也应该有受教育权，也能成材）。
    大学里学生首先来学知识。不能说家长出了钱，先不要学知识，你们就教教我孩子怎么样礼貌待人，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做人是要的，但是学校教育总是要从学知识开始的。所谓“知识”应该包括“博”与“专”两方面，前者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历史、社科艺术的一般性知识，不管什么学科，都要有基础的一些人文、自然、社会、数学、艺术，也就是通常讲的“通识教育”，现代人才要能触类旁通，才能不断提升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后者的“专”指所学专业的专门知识，大学总还是一种专业教育，要学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应该包括该专业领域的基础和前沿知识。但专业知识不能局限于教材，有一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就是所谓写进教材的必须是最成熟的、最可靠、确定无疑的知识。我觉得这个指导思想要变一变，谁能保证写进教材就一定正确呢？学科本身是发展的，专业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着，要培养学生敢于创新，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就要变，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本学科的发展前沿知识都应该向学生传授。关于什么是知识的问题，OECD曾经有个新的定义，提出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有四种，第一是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 what)，第二是关于原理的知识(know why)，第三个技能的知识(know？？how)，第四是要知道人力的知识(know who)， 谁有知识，谁有什么知识，这是知识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源的知识。前面两种是逻辑可编码的，后面两种是默会知识，默默地领会需要体悟的知识。
    关于能力培养，我们的认识是，所谓“能力”亦可分为“知（或曰‘思’）”与“行”两方面，一是指思维能力，包括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灵感、直觉、乃至“幻想”等原创性思维和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推理思维能力，知识爆炸时代，对信息的选择、辨别、判断能力尤为重要，这也是一种“终身学习”的能力；二是指实践能力，包括实验、操作等动手技能和协作共事、社会交际等团队组织（所谓的team-work）能力,这是现代科学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大学生思维能力训练比较多一点，实践能力有点退步，某种意义上有点孔夫子说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中国的学生到国外留学，理论知识考试一般还能比外国学生考的好，但做实验能力较差，也许同重演绎轻归纳有关，但跟从小的训练有关，西方学生自己动手做的特别多，DIY（do it yourself）锻炼较多。
    所谓“人格”则既指坚持思想、品德、理想、情操，以及信念等传统的理想人格教育，这是教育作为“成人之道”而非职业培训的本质要求；也指更加突出自立、责任、敬业、诚信等精神的现代独立人格的培养。现代人的自立意识直接关系到创新的意识与能力何以可能的问题。问责精神非常重要，SARS的来袭是对现代政府与公民的责任意识的考验。敬业爱岗是现代职业精神的核心，诚信精神则是市场经济下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比如人才流动里面就有一个守约诚信的原则，你签约几年就不能说我到时候赔钱就是了，赔钱是一回事，赔钱的前提是你违约，违约是一个违约责任问题，是人的诚信度问题。人格培育首先要从师德抓起，教育者首先受教育。我们的名誉校长李国豪院士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的人格培养功能。他反复强调人格教育很重要，每年的开学典礼他都要讲做人，讲人格、国格，教师节上讲师德，讲为人师表的责任，实际上从当年留德时的穷学生刻苦攻读成就“悬索李”的奇迹，到“文革”动乱、身陷囹屋中解决南京长江大桥的关键理论问题，乃至于在国家建设宝钢、洋山深水港决策中的关键作用，都体现了他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的人文精神相统一的人格魅力，成为学校人格教育的楷模。他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出国去，公派去的你就给我准时回来，你要是申请自费留学，也要等完成任务回来以后再去。他对自己的儿子就这么要求的，是公是私，分的很清楚，这就是做人的人格。他的学生项海帆院士是著名的桥梁专家，也是非常强调师德、人格上的自我完善的榜样。中国今天在桥梁学科中有显赫的国际地位（他是世界桥梁学会的副主席），是与他当年的愤笔上书要求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黄浦江大桥分不开的。当年他在日本访问，看到日本的桥梁专家都已经把黄浦江上的大桥的模型都设计好了，他感到非常愤慨，他说为什么要请日本人来做，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造大桥。他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才有了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黄浦江大桥――南浦大桥，以及后来杨浦大桥，现在中国的造桥已经是世界闻名的。这是什么精神？这不仅是一种知识与能力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精神的体现。这种人格精神在他承担宁波招宝山大桥纠偏专家组长时也充分体现了出来，不计较个人声誉所冒的风险，从而为国家节约了拆掉重建所需的大笔资金。项海帆院士经常讲，现在大学里面一些人光以钱多为荣，到处忙这接项目，攀比洋房汽车，他认为这样比下去是没出息的。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当中、包括教师队伍当中，必须要扭转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今天尤其要在大学里面强调人格的教育和弘扬真正的大师风范、人格魅力，这是大学精神本身的魂魄所在，值得深思。
    关于知识、能力、人格的统一也是现代教育理念的基本追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现代教育的4大支柱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和学会发展（Learning to be ,另一种翻译是学会生存）。或者现在讲还要学会创新，我认为创新首先要学会怀疑、学会提问，学问之道贵在“学问”。总之，现代教育要造就知识、能力、人格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创新人才，归根结底还是要力争实现教育“转识成智”与“化性为德”的双重使命，要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德行。教育是“问学之道”，更是“成人之道”。
    （三）现代大学功能拓展与发展规划
    在规划中不仅必须考虑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制度建设，同时也需要对现代大学的功能认识有新的定位。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标准法律依据已经有了，我们现在讲依法治国，已经有法律依据了。高教法中规定的学术自由和办学自主就是我国现代大学的基本标志。现代大学的概念用的很广，某种意义上应该是说启蒙运动以来的所有大学，主要是洪堡开创的教学、研究并举的现代大学理念。另一种主要是指60年代以后出现的、同社会紧密结合的大学，又叫多元化、多功能性大学。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在他的《大学的功用》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种新型的非单一权力中心、非单一目标、非单一委托人的multiversity,中文译为“巨型大学”，我认为这个翻译不准确，可能是为了回避“多元”这个比较敏感的概念。现在西方又有提出omniversity的大学概念，即公共的、总体的、全能的大学，这说明现代大学对社会的发展的影响是越来越多层面了。我们应该考虑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按照1998年实行的高等教育法，就明确规定了学术自由、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民主管理这4条基本原则。现代大学的功能在不断扩展中，从传统的大学强调传授学问，到强调造就人才和发展知识的统一，就是把研究作为大学的重要任务。这是洪堡的大学理念。克尔提出现代大学的第三大功能为“服务”，我们认为在当代“全球化”时代，大学又面临新的使命，即交往世界，沟通文明，正在成为现代大学的第四大功能。当然这个提法是有争议的，第四大功能众说纷纭，有人说大学应该保持他的批判功能，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是第四大功能。我同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当面讨论过，我认为大学的研究、服务功能中都包含着学术独立的批判功能，中文中的批判、批评往往带有拒斥、贬损乃至于政治上的否定、“打倒”的含义。所以我们认为，教学、研究、服务、交往，是现代大学四大基本功能，这就是同济大学提出的现代大学“教学（Teaching）、研究（Research）、服务（Service）、交往（Communication）"四大功能并举的TRSC发展理念。在去年校庆95周年时举办的有来自四大洲近30余位中外校长参加的、以“新世纪大学使命”为题的圆桌论坛上（详见2002年第3期《同济教育研究》），吴启迪校长发表了《交往；新世纪大学的新使命――同济大学的观点》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大学“交往”功能丰富内涵，不仅是不同的文明之间要对话交往，就是文理之间、理工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个人与整体之间、自我与他人之间也都需要沟通和交往，这就是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发展规划要反映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制度要求和功能拓展的统一。
    此外，大学规划中关于“综合性”、“研究型”等提法我认为也要给予必要的界定。大学规划的核心是学科建设，综合性大学不仅是学科的综合，更在于大学功能的综合和用综合的手段和方法培养综合的人才。研究型同样如此，扩招研究生是对的，但我说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说，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人才的高消费。我们学校一直在强调本科教学是立校之本，事实上也证明，不断地压缩本科教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把本科教育过分压缩以后，研究生的生源就差了。倡导研究型学习应该是现代研究型大学最基本的标志。我们必须要强调，研究型教学也应该是本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想，这一看法谈出来供参考。记得几年前在上海参加的一个教育创新的研讨会，有一位校长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上面老是在讲培养创新人才，但扪心自问，我们作为校长，又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呢？或者说，作为校长，我们在办学思路上又进行了多少创新呢？这个话大概是五年前讲的，是由如何扩大办学自主权谈起来的。其意思大概是，办学定位等一切都是政府规定的，各校很难有真正的创新空间。今天的办学自主权已经大多了，但我们同样可以问，我们又该任何推进创新呢？比如现在各校都在做规划，但包括我们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的提法等，我们有多少自己独立的判断、独立的见解呢？有没有自己独具特色、不可模仿的创新的理念呢？还是这句话，创新意识的前提是独立意识。可喜的是，现在各学校已经开始注意提炼具有自己特色的办学理念了，这里，同样需要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注意大学传统的“文脉”相续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相结合。
    对不起，已经讲了够长了，简单的结语是：现代大学规划要贯彻“以人为本”和“可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应该坚持大学 “教授治学”的传统精神和“学生为本”的现代理念的统一。这就是吴启迪校长一直强调的：第一，以学生为主体，育人是教育之本，学校的所有工作都要以学生为主体。第二，以教师为中心，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必须确立以教师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我想，这里也有一个大学理念确定与大学制度建设的问题。总之，具有战略思维的视野，把握战略时空的全局，以大学理念守护为核心，以大学制度创新为保障，才能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战略规划。
    谢谢大家，欢迎指教！
    (本文系作者在第三次直属高校发展战略规划研讨会上的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