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办学中提升育人质量

　　改革和开放，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旋律，持续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中国高等教育近30年来的快速发展，同样也得益于持续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是大学应有的一个基本办学思路。

　　大学的开放办学，有着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广义的，指大学在办学的过程中向社会的开放。在这个层面上，大学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教育机构，它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相契合，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学要成为人类文明和科学文化前进的发动机和思想库，大学要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第二个层面是狭义的，指大学在办学的过程中要尤其重视国际的合作与交流。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而这也是中国大学在现阶段必须着重关注的一个方面。

　　开放是一种办学的手段，着眼点应该放在大学最根本的功能上，这就是培养人才，就是育人。通常认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三大任务。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的这三大任务都是围绕育人这个核心而展开的，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两大任务，在表面上虽然并不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但从本质上说，进行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育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不仅培养了它的学生，同时也培养了它的教师，而教师在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中提高了水平，仍然会作用于对学生的培养上。这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育人的概念。我认为，后一观点是对前者的一个恰当的说明，就是说，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并不是平行的，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下面，谨就大学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放办学，实现提升大学育人质量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最近，国家启动了“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该项目将在国内一流大学中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连续选派研究生出国留学，着眼于培养能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一项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教育部主要领导的大力推动与支持，不仅是一项借助世界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大举措，更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重大战略决策。项目的启动，对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也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综观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留学高潮的兴起，必定会带动中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前进步伐。自1872年开始，由近代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推动，清政府组织了120名幼童官费公派赴美留学，这是中国近代公派留学的发端，这些幼童学成归国后，在当时还处于草创时期的中国外交、邮政、电报、海关、铁路、军事以及高等教育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成为了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先驱。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开展国家公派留学工作，面对当时社会各界存在的一些疑虑，他曾说，留学人员即使有一半不回来，也要派，派比不派好、比少派好。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后学成归国的一批又一批留学人员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科技等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预期，此次“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实施，也必将会对国内重点高校研究生培养水平的提高，进而对目前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事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大学校长，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公派出国留学是高校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山大学已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从2004年至今的3年间，我们通过设立校级专项基金、利用校友和海外捐赠等途径，多方筹集资源，以校际、院际交流合作项目为平台，依靠导师间既有的科研合作基础，选派了701名优秀研究生到国外和境外大学或科研机构学习和从事科研工作，所有派出联合培养的研究生都是免学费的。此外，我们还通过诸如“2＋2”学生交流项目、建设联合实验室、参加国际竞赛等方式，为学生创造更为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提升育人质量。在此过程中，学校对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展明确了一些原则，并在校内达成了共识。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务实”是第一原则。我们强调，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并坚持下来，关键在于双方教授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是否签署了什么“协议”。教授之间良好的合作，实际上也就是双方的科研团队之间的良好合作，这种合作可以为各自团队中研究生的科研工作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样，各类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也必须保证其应有的学术水准，要强调国际学术主流圈中学者的参与，决不能仅仅满足于请来了几个外国人，应付了事。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国际学术会议的严肃性，更是为了培养研究生的学术兴趣，为他们提供直接与国外著名学者交流的机会和条件。通过这种“务实”的合作，既为研究生的派出铺垫了道路，同时，通过这些高素质研究生在国外、境外大学的优秀表现，也加强和巩固了学校与国外伙伴的学术交流合作，因为认识一所学校，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载体就是她的学生的水准和素质。事实上，留学研究生已成为了大学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我们与芝加哥大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合作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中大研究生的出色工作给芝加哥大学的吴仲义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提出，芝加哥大学的相关实验室就是中山大学实验室的延伸，因为那里常年有中国青年学者们在做着出色的工作，而吴仲义教授本人也因此受聘为我校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其实在开始合作时，我们并没有想到后来的结果，但由于这项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两个大学的科研团队合作的基础之上，因此合作得到不断深化和加强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坚持“务实”的原则，强调的就是国际合作与交流要落在高水平的“实处”，强调的就是要“务”育人之“实”，要为“育人”而合作。

　　在“务实”这个第一原则之下，我们注重了“双赢”、“互惠”的原则。所谓“合作”，所谓“交流”，其出发点是合作交流的双方是平等的，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双赢”和“互惠”，依靠单方面“施舍”，就不是“合作”，也不是“交流”，是难以长久的。也许有人会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高校的国际合作，不过是我方的研究人员包括研究生配合合作方导师做做课题、搞搞研究，是在跟着国外“老板”打工，我方往往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我们可以暂不讨论这种观点是否恰当，即使仅仅是“配合”，仅仅是“打工”，其实也并无不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只要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可以达至“双赢”、“互惠”的目标，我们就应该坚持这样的合作与交流。因为对于参与合作研究的研究生而言，从事科研工作本来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高校育人的重要环节。只要我们坚持“选拔一流的学生，到国外一流的学科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的思路，我们的学生们就有机会直接进入国外较高水平的实验室、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工作，亲临其境地了解国际上本学科学术主流圈的新理论、新进展、新技术，使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感受学术思想的碰撞，掌握前沿知识和信息，了解尖端专业科研技能，使他们既成为训练有素的科研助手，又在科研实践中接受先进的科研思维训练，这对于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取得高层次的学术成果无疑将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只要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在这样的合作与交流中达到了“双赢”、“互惠”的目的。据统计，近年来中大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优秀博士生，超过2/3都有过海外学术研究的经历，他们大多是借助在国外高校的研究，完成了高水平的博士论文。

　　研究生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一方面，他们是受教育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最具活力的科研力量。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生既是导师的学生，同时又是导师的助手，是所在科研团队中的重要科研生力军。吴仲义教授曾对我说，中大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的最大资源就是研究生，中大有一大批优秀的研究生，这是学校从事国际合作科研最大的财富。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与我校药学院名誉院长陈新滋院士的一段交谈，陈院士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他到中大药学院工作，不仅不拿学校的工资，还选派一定数量的研究生每年到香港一段时间，从事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甚至还补贴他们的生活费用。我说，这对学校来说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陈院士却说，在与中大合作过程中，他获益更大，虽然是在培养中大的研究生，但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课题，要知道想在香港挑选出数量如此众多的优秀研究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觉得这对他也是“天上掉下的馅饼”。我觉得，在目前中国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如果合作双方彼此都觉得捡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那么这种合作就可以说是“双赢”和“互惠”了，这种合作就是一种“务实”的合作了，这种合作就可以长久了。

　　“务实”、“双赢”、“互惠”，是目前中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几个原则。只有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能达到“育人”的根本目的，才可以使科研团队不断地得到与国际主流学术圈交流的机会，培养一大批处于国际学术前沿，具有科研自主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可以通过留学生的派出，培养一大批优秀的研究生，而这些科研的新生力量，也必将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

　　中国的大学必须立足长远，以开放的精神和广阔的胸怀，让自己的教师、自己的学生走出国门，去汲取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营养，去体味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碰撞，不断地提升育人的质量，以更积极的姿态融入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历史大潮之中。中山大学地处引领近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潮流的广东，深受兼收并容的岭南文化的影响，是一所具有开放精神的大学，也是一所放眼世界的大学，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开放办学的模式，为将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而不懈努力。